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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闭政体的开放

　　抗争政治常常被看作是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系统的逐步开放也提供了抗争政治以重要的机遇。没有社会运动，也可能有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得以发生，社会运动往往会接踵而至。民主国家的罢工率几乎是极权国家的3倍，示威行为是极权国家的2倍（Vanhuysse，2004)。总体而言，民主化深刻地影响了抗争政治。

　　第一，民主化有助于社会抗争的兴起。首先，民主化促进了公民权利的保障。工会、非政府组织、政党和游说集团等的建立以及合法权利的获得，能够极大地促进诉求的动员与协作，推动社会运动的发生;其次，民主化让掌权者和选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空间距离趋于紧密。传统的庇护关系在政治上的作用削弱，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再处于一种间歇、间接、强制和特殊的关系之中，而是建立了更加制度化的关系；最后，政治企业家获得了新的重大机遇，成为政府官员与社会抗争者之间的联系人（蒂利，2009:51、4-77、2-83)。

　　第二，开放与封闭并存的"中间状态"更容易导致社会抗争。有研究者认为，不管是封闭还是开放都不容易产生社会抗争，社会抗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处于两者中间地带的国家，开放和封闭混杂的体制最容易出现抗议。艾辛格的经典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美国城市有广泛的骚乱，而另外一些城市则没有。他发现，有制度开放空间的城市可以通过传统或者常规的政治参与途径解决不满从而防止骚乱，而那些政治结构最为封闭的城市也往往通过镇压或者压制异见者从而防止抗议的发生，而那些同时具有"开放"和"封闭"特质的城市最容易发生暴乱(EiSinger，1973)。蒂利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也认为，在政治开放度的两端，即在政治系统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的情况下都不容易发生抗议。

　　在政治系统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公民甚至不能够发展出必要的认知和组织能力来提出他们自己的诉求（Tilly，1978)。

　　(二）政治联盟的稳定性

　　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多党制体系下，选举政治会使得政治联盟处于摇摆之中。旧政治联盟破裂或者新政治联盟建立的时候，往往也是政治机会到来的时候。政治力量平衡的打破，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政治精英向体制外寻求支持，从而增强了社会挑战者的政治影响力，为社会抗争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它使得挑战者可以利用那些被排斥或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来实现自身的诉求。例如，在美国民权运动中，民主党政治联盟的变化，使得它不得不为了赢得选票而寻求黑人选民的支持，从而为民权运动提供了重大政治机遇（塔罗，2005)。

　　在考察20、30年代的美国失业工人运动时，皮文和克洛尔德也发现，失业工人运动的成功和失败必须放在政治结盟中进行考虑，政治联盟是重要的制度和政治资源，因此，在抗议运动兴起的时候，政治精英究竟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政治联盟影响的考量。

　　当问题的解决对已有政治联盟没有影响、甚至有所助益的时候，政治精英就会对抗议运动诉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反之，如果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分化或者瓦解现有的政治联盟时，政治精英就会拒绝作出让步，采取强硬的立场，失业工人运动就会走向失败（Piven&Cloward，1977)。

　　(三）政治支持的存在与否

　　是否拥有有力的政治支持，对于社会抗争的成败具有关键的影响。社会抗争的成功需要盟友，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体制内的盟友包括政党、官僚系统和压力集团等制度化的群体。正如"社会运动部门"（socialmovementsector)概念所强调的那样，社会运动组织并非完全隔离于其他政治和社会组织，它具有开放性。政党等制度化组织根据政治变化的需要出入于社会运动组织，它们之间的互动使得政治盟友和政治支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Tarrow，1988)。由于这些体制内盟友拥有更丰富的内部资源，如果它们也转而倡导社会运动的目标，往往会对社会抗争的成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