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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仅影响了工人阶级政治，也深刻地影响了新社会运动。奥弗（〇ffe，1985)敏锐地认识到1970年代以后政治议题从经济增长、分配和保障向和平、性解放、女权主义和环保等议题转变。虽然奥弗强调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新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不过，他也强调了从''旧政治理性"向"新政治理性"（newpoliticalrationality)转变的重要作用。在"旧政治理性"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宪政架构使得集体协商、政党竞争和代议制政党政府几乎是解决所有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手段，高度制度化的利益集团和政党是主要的行动者，这在相当程度上压制了可能的挑战。但是，1970年代逐渐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理性"，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一样经历了三个深刻的变化，即扩展（broadening)、深化（deepe-ning)和不可逆（irreversibility)。在范围上，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及其导致的问题向社会其他群体和部门扩散;在程度上，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大大深化，社会难以逃脱其控制；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却与经济制度一样丧失了自我纠错和限制的能力。因此，只有来自制度外的运动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构成了新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制度性背景。

　　三、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抗争

　　国家渗透能力、国家战略和国家策略构成了社会抗争''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果说"稳定的政治结构"往往无意之中塑造了抗争政治，那么，国家的能力、战略和策略往往能够更直接地影响抗争政治的兴起和发展。比较而言''稳定的政治结构"隐含了某种既有的宏观结构背景，而所谓的战略和策略则暗示着国家或者统治者仍然面对某种"选择"。因此，虽然理性选择的研究视角也会陷入所谓"矛盾的结构主义"之中（Hay，2002)，但是"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蕴含的对"选择"的不确定性的强调，还是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结构分析所带来的弊端。

　　(一)国家渗透能力

　　正如塔罗所指出的，现代国家创建意味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它催生了整个社会运动，然而，伴随着国家基础权力的成长，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penetrationcapacity)不断增强，针对国家的社会抗争发生的可能性也渐渐降低。古德温和斯考切波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抗争的研究中就提出，国家渗透能力越强的国家，其社会抗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Goodwin&Skocpol，1989)。

　　在社会革命发生后，即便所有国家都力图加以镇压，但是，国家能力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种镇压是否能够成功。戈德斯通（Gold-stone，2001)认为，个强大的政权在面对弱小的反对力量时，往往能够通过妥协或者镇压幸存下来，反之，一个在财政或者军事上很虚弱的政权，很难通过妥协或者镇压存活下来。在他看来，镇压想要获得成功，国家就必须是强势的，否则，镇压只会进一步侵蚀公众对于政权的支持。

　　王国斌(2008)在比较欧洲和中国的国家创建过程时也发现，国家能力的不同发展程度造成了欧洲和中国社会抗争的重大差异。在欧洲，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国家对地方事务的干涉以及新税的征收都促发了粮食骚乱和抗税运动。然而，随着中央集权化的不断加强，国家不断增强其渗透能力，当民族国家建立起征税能力的时候，欧洲抗税运动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抗税斗争中，国家并没有成功地增强其渗透能力来吸纳、瓦解和控制这些反对力量，相反，中央在各种形式的抗税运动面前则变得越来越脆弱，从而显示了国家统治的不稳定性以及发生激进政治变化的可能性。

　　(二）国家战略：吸纳/排斥

　　当具有潜在或实际挑战性的社会力量出现时，国家需要决定是否将这种体制外力量以及领导它的社会精英容纳到现有政治架构之中。政治吸纳常常是瓦解社会挑战力量的重要手段，反之，将这些反对力量和社会精英排斥在体制之外，将可能使得他们成为社会抗争潜在的发动者或支持者。

　　李普塞特在分析工人阶级政治时提出，影响工人阶级行动的因素有两个。其一，工业化之前社会阶级模式的性质。身份地位划分越严格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出现激进的工人阶级政党。其二，国家是否回应工人经济公民权和政治公民权的诉求。当工人阶级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而国家又明确拒绝赋予这种权利时，就会增加工人阶级的剥夺感，增加他们对于革命和极端主义的支持;反之，如果工人阶级很快被纳入现存秩序，政治权利的享有就会加强他们的自我尊重、社会地位认知和政治效能感，他们的意识形态就会缓和很多（Lipset，1983)。

　　政治吸纳被认为总体上有助于缓和社会抗争。即便在权威主义国家，那些具有包容性的权威主义也不大可能发生革命；相反，排斥性的威权政权是非常可能发生革命的政权。其一，被排斥在政治系统外的精英的不满会迅速政治化;其二，封闭的政权为社会群体和阶级提供了高度集中的反对焦点以及共同的敌人，合法性经常成为问题;其三，它会限制武装革命者充当政治反对派角色的可能性，因为它总是选择镇压来解决可能是最为温和的政治和经济调整问题（Goodwin&Skocpol，1989)。

　　这在工人运动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压制性和排斥性的劳动体制被认为会迫使工人运动激进化，走上与国家对抗的道路。在这种劳动体制下，政治体系的封闭阻碍了劳工领袖政治目标的实现，使得他们必须依靠发动和组织劳工来获得自身的力量。因此，封闭的政治往往会促进劳工和他们的政治领袖之间的联系，催化劳工的政治动员和劳工运动的兴起。相反，如果政权政治开放，就有可能使得劳工领袖更倾向于去追求其自身政治目标的实现，而非劳工的具体经济利益，从而分化劳工和他们的政治领袖。也正是由于此，国家吸纳和制度化工人运动已成为世界潮流。基于各国历史和政治传统而产生的国家吸纳工人运动的不同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Valenzuela，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