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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研究中，高管"政治晋升"具体形式呈现多样性，既有企业内部不同层级的政治晋升，比如企业"二把手"到"一把手"的晋升（徐细雄，2012)，又有组织之间"旋转门"式政治晋升，比如民营企业所有者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许年行等，2011;梁上坤等，2013),国企高管晋升为重要政府部门领导（Caoetal.,2011;杨瑞龙等，2013)。显然，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其背后动机和民营企业所有者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动机是不同的。对于民营企业所有者，保持企业长期稳定繁荣成为他们行为选择的底线，而对于经理人更迭频繁的国有企业，企业一定意义上只不过是他们成为更高级别领导的跳板(郑志刚等，2012)。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政治晋升"和"隐性消费"都存在巨大激励效应，对于具有双重身份的国企高管，在他们效用函数里，这两种隐性激励到底何者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是政治升迁更重要，还是职位本身带来的隐性经济报酬更重要？以往关于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的研究，都着眼于把它们视为一种隐性激励，并将其与货币薪酬等显性激励置于平行位置，在此"显性一隐性"框架下考察它们与企业绩效或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固然对理解企业激励体系中各种激励类型的地位与作用方式提供了洞察，然而对同样偏向隐性激励的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它们彼此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专门探讨。
　　杨瑞龙等（2013)推测政治晋升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在工资、福利等显性激励被相对固定，"政治晋升"成为决定性激励因素的条件下，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消长很可能不是取决于工资、福利等"显性因素"，更可能受"政治晋升"这一隐性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国有企业高管存在很强的"政治晋升"激励条件下，其特定任期内在职消费的变化是怎样的？轮转年与非轮转年有何不同？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两种隐性激励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由此我们将目前关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研究的显性一隐性研究范式，扩展到隐性一隐性研究范式。具体而言，本文运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05~2011的面板数据，动态研究国企高管在具有职业生涯考虑（政治晋升）这种隐性激励条件下，其对另一种隐性激励（在职消费）的选择是怎样的？两者之间是权衡关系还是相互促进？这种关系的内在影响机制是什么？本研究不仅拓宽了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研究的视角，而且将"政治晋升"、"在职消费"、"企业绩效"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的模型里，现有研究结果仅揭示了政治晋升与经济绩效等变量的相关性，还没有严格地识别出因果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巧妙的估计策略解决官员升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是最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杨瑞龙等，2013)。本文欲运用工具变量法（2SLS,LIML,GMM等）解决这一难题，从而探讨它们彼此的关系，为我们更好理解政治晋升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提供新的证据与洞察。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⑴将CEO激励的研究视角从"显性一显性"、"显性一隐性"激励关系转入到"隐性一隐性"范式。关于CEO激励的文献,从最初的研究基本工资与年终奖金、基本工资与股权激励等JensenandMurphy,1990)单纯"显性一显性"形式的薪酬激励探讨，再到Gibbons和Murphy(1992)"显性一隐性"激励之间权衡，从而使激励最大化的最优薪酬契约，本文延伸到"隐性一隐性"激励范式探讨一种隐性激励（政治晋升的职业生涯考虑）对另一种隐性激励（在职消费）的影响。（2)丰富了职业生涯考虑文献。之前文献研究的职业生涯考虑类型主要表现为关注外部劳动市场评价（Fama,1980)、被解雇可能性（Zwiebel,1995;Zhang,2010)、退休后担任角色（Brickleyetal.,1999)以及组织内晋升（Lazear,1981)等形式，本文是少数（Caoetal.,2011;许行年、罗炜，2011;徐细雄，2012;杨瑞龙等,2013)立足国有企业CEO特有的职业生涯考虑--组织外的"政治晋升"来探讨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机制以及收入分配策略。⑶动态的研究在职消费。之前文献对在职消费的研究都是静态研究，很少从高管职业生涯诉求角度进行动态的探讨，在高管不同任期年份的在职消费有何异同。同时本研究系统全面地对不同类型（在职消费，异常在职消费）以及不同测量方法的在职消费进行衡量和研究，使得对在职消费的研究更加稳健和科学。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理论假设；第三部分介绍变量衡量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提供实证结果和稳健性分析；最后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讨论和总结。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政治级别的存在使得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具有-定的结构性，其不仅影响着工资奖金、股票、期权等显性的货币激励，还深刻影响着在职消费、晋升等隐性激励?(梁上坤等，2013)。一般来说，随着政治级别的提升，在职消费的水平、质量、种类和数量都会相应显著提升。梁上坤等（2013)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论断，他们的研究表明高管的政治级别越高，其货币薪酬反而越低，但随着政治级别的提升，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呈现更高的趋势。但是在给定政治级别情形下，政治晋升激励如何影响高管同一任期内不同时段在职消费水平？Mobbs和Raheja(2012)研究公司高管内部晋升激励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时，认为薪酬契约与职位晋升存在替代效应，当一种激励渠道受到抑制时对另一种激励渠道的需求就更强烈。由于政府薪酬管制的存在，国有上市公司高管通过市场化薪酬契约获得激励的渠道受到抑制，因而更加依赖政治晋升及其附带的权力满足、身份荣耀等替代性（隐性）激励（陈冬华等，2010)。从管理层权力相关文献来看，权力来源的不同导致两类不同的收益。一类是权力本身所固有的收益，这类收益由政治级别内生赋予。另一类是权力可能产生的收益。这种收益事先在契约中并不存在，能否顺利取得也要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并且管理者必须为之付出相应的努力，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吕长江、赵宇恒，2007)。两类收益中都包含在职消费，政治级别高低可以影响政治级别内生赋予的、相对固定的确定性控制权收益形式的在职消费，而政治晋升激励是对未来晋升到更高政治级别的可能性以及未来收益的预期，可以影响或然性控制权的在职消费。因此，在给定政治级别情况下，政治晋升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呈平行关系，而非包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