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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3:对中国银行业来讲，较高的法律保护水平促进（或降低）了银行业绩（ROA)。
　　检验4:对中国银行业来讲，较高的法律保护水平促进（或降低）了银行资本充足率（CAR)。
　　(四）变量说明和统计
　　根据Lepetitetal.(2008)、Laeven&Levine(2009)、Demirguc-Kunt&Huizinga(2010)、Houstonetal.(2010)的研究，我们选取以下变量。银行风险（Z值）及其组成部分、贷款规模在不同分析中作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为自变量。自变量除法律保护水平之外，还包含银行特征变量以及宏观经济变量。此外，与Z值的定义保持一致，所有数据按照相应的年份跨度取平均值。
　　三、结果分析
　　城市商业银行样本所得结论一致，也与Houstonetal.(2010)结论一致。
　　由于法律保护水平总指数由不同部分合成，我们将其进一步分解，考察每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影响，回归2和回归5同时考虑了3个分项指标。从结果来看，市场中介组织、对生产者权益的保护与Z值关系不显著，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Z值显著负相关，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好，银行风险越大。
　　对以上结果的可能解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较高的法律保护水平给银行提供了更多保护，降低了信贷违约成本，导致银行降低贷款标准，贷款规模增加。另一方面，法律保护水平越高（比如对知识产权保护越好），市场环境越好（正如樊纲和王小鲁（2010)所提到的那样：保护知识产权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重要条件），尤其对一些高科技企业（比如IT行业）来讲，企业业绩增长也更快，在此情况下，较高的法律保护水平降低了企业信贷违约风险，并间接提高了贷款回报率，促使银行增加信贷投放。信贷投放的增加可能会导致银行风险上升。但是，以上所假设的法律保护水平和贷款规模之间的关系有待我们进1步确定，同时，银行风险的增加是源于银行业绩的下降、资本的下降还是业绩波动的上升，也有待我们进一步分析。
　　为了检验回归2和回归5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见回归3和回归6,所得结论保持不变。以上结论也对检验1进行了验证。
　　2.其余变量
　　银行规模与银行Z值正相关，并在回归2中显著，即大银行的风险较低，与Houstonetal.(2010)的结论一致。银行规模的平方与Z值负相关，但并不显著。营业收入增长率与银行Z值负相关，并在所有回归中显著，与Lepetitetal.(2008)、Houstonetal.(2010)的结论一致，即过快的收入增长提高了银行风险。手续费净收入占比与银行风险关系不显著，但其它非利息收入占比与Z值正相关，降低了银行风险，这与Lepetitetal.(2008)、Demirguc-Kunt&Huizinga(2010)结论相反。可能的解释是，与国外一些高收益、高风险的非利息业务相比，中国银行业的非利息业务在发展初期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更多是一些高收益同时风险相对较低的业务。权益资本占比与银行Z值正相关，并在所有模型中显著，这与Lepetitetal.(2008)、Demirguc-Kunt&Huizinga(2010)结论一致。
　　同业资金比率与银行Z值负相关，并在城市商业银行样本中显著。这说明，非存款资金能显著增加银行风险，尤其是对城市商业银行更为明显，这Demirguc~Kunt&Huizinga(2010)结论存在一定差异。Demirguc-Kunt&Huizinga(2010)得到，非存款资金比例与Z值呈倒U型关系，峰点值为0.47,即对大多数银行来讲，较多的非存款资金降低了银行风险（增加了Z值），但达到一定水平后，较多的非存款资金会增加银行风险。造成这一差异的可能解释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资金资源来源是存款，如果同业资金比率较高，暗含着银行资金短缺，甚至资本充足较低，资金成本也较高。此外，由于中国的大银行具有资金优势，我们在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样本中得到的结论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