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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每个省份所拥有的沿海港口数量（样本期间）、在清朝期间（1842年之后）是否拥有通商口岸和租界等作为制度的外生工具变量。以此为参照，我们以1998-2008年（以上_年数据衡量）每个省份所拥有的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数作为法律保护水平（为了分析方便，主要讨论法律保护水平总指数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外生工具变量。正如Fanetal.(2011)所指出的，沿海港口的多少衡量了某一省份的海洋接近程度，这会影响制度（包含法律保护水平）的发展。某一省份是否拥有沿海港口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沿海和非沿海）。对沿海省份来讲，拥有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当然，每年泊位数的变化也会受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但银行风险，尤其是某一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较难直接影响全省港口泊位数的变化）。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来讲，历年对应的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数是上述沿海省份码头泊位数的平均值，城市商业银行则采用对应省份历年数值（沿海省份取相应的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数，非沿海省份历年取0)。在具体取值上，与Z值计算方法一致，如果某一省份拥有沿海港□，码头泊位数采用5年移动平均计算得到（并取自然对数），未拥有沿海港口的省份历年取0。
　　面板模型下的工具变量回归所得结论（全样本和城市商业银行样本）与表3基本一致，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可以发现：（1)在第一阶段回归中，码头泊位数与法律保护水平显著正相关；（2)当码头泊位数与法律保护水平同时放在方程中，法律保护水平仍然与Z值显著负相关，码头泊位数与Z值也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因此，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数作为工具变量是可行的。
　　四、结论
　　本文根据1999一2009年中国银行业数据，首先研究了法律保护水平和银行风险（Z值）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了影响银行风险的中间途径，研究了法律保护水平和贷款规模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对法律保护水平和银行Z值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法律保护水平越高（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银行信贷规模越大，银行经营业绩也越高，但另一方面，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较低，并最终导致银行风险上升（Z值较低）。
　　本文结论具有积极的政策含义：
　　(1)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以往的研究表明，较好的法律保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企业的控制权私利，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获得较多的银行贷款等。从本文的结论来看，较好的法律保护有利于银行扩大信贷规模，而信贷规模_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Becketal.,2000)。此外，我们发现，较好的法律保护水平，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有利于提高银行的经营业绩（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重要条件）。因此，加强和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起着积极的作用，但与欧美等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Allenetal.,2005)。
　　(2)加强对银行的资本监管具有积极意义。2007年以来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众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重大影响，导致_大批银行经营困难甚至倒闭，鉴于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防范金融（银行）系统风险、提高监管资本要求等已成全球共识。而本文也发现，较高的法律保护水平在促进银行贷款规模增加、经营业绩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并最终导致银行风险上升，即法律保护水平与银行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资本充足率的下降，而非经营业绩的下降。因此，如何有效防范银行信贷规模的过快扩张，保持合理的资本充足水平，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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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我们采用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应进行分析，因此，沿海省份港口泊位数采用5年移动平均计算（而非取截面数据或样本期间的平均数）。同样，由于方法的限制，我们无法采用在清朝期间是否拥有通商口岸和租界作为工具变量。
　　5.将Z值分成3部分（如表5)研究，也发现类似结论。以3年跨度计算Z值及相关变量，工具变量回归所得结论与此一致。所有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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