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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法律保护水平与银行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较高的法律保护水平导致银行风险上升），主要来源于资本充足率的下降，而非银行业绩的下降。对此的解释是，较好的法律保护水平加大了银行的贷款规模，银行资产扩张较快，同时，有利的市场环境使得银行业绩得到提升。但资产的过快扩张降低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并且资本充足率下降较快带来的影响超过业绩上升的影响，总体表现为银行风险上升。以上发现与Houstonetal.(2010)的结论相反，Houstonetal.(2010)得到较强的债权人保护与银行业绩（ROA)负相关，与银行资本（CAR)和业绩波动U(ROA))正相关，文章将此解释为，较强的债权人保护增加了银行信贷规模，促使银行承担更多风险，但由于信贷资产质量较差，导致银行业绩下降，而较高的资本比率是银行吸引公众存款的信号。文章认为，银行风险的上升主要来自于银行业绩的下降，而非资本的下降。造成这-差异的可能解释是，虽然较高的法律保护水平促使银行贷款规模增加，但与国外不同，中国对银行信贷实行较为审慎的监管，同时，银行内部对贷款质量也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核，因此，中国银行业的总体盈利水平较好。
　　2.其余变量
　　银行业绩（ROA)与银行规模显著正相关，与银行规模的平方显著负相关，即银行业绩与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Houstonetal.(2010)结论一致。从CAR以及^(ROA)与银行规模的关系来看，所得结论也与Houstonetal.(2010)-致，但关系不显著。总体来看，银行Z值与银行规模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是由于规模较大的银行经营业绩较高所致。
　　营业收入增长率与ROA、CAR关系不显著，与a(ROA)正相关，但也不显著。总体来看，银行Z值与营业收入增长之间的负向关系，可能主要是由于银行营业收入过快增长，增加了业绩波动，从而导致银行风险上升。其它非利息收入占比与a(ROA)显著负相关，结合表3的结论，可以看出，其它非利息收入作为利息收入的补充，降低了业绩波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风险。手续费净收入占比与Z各组成部分关系不显著。权益资本占比与ROA、CAR关系显著正相关，与a(ROA)负相关，但不显著。结合表3的结论，可以看出，银行Z值与权益资本占比之间的正向关系，源于较高的银行业绩、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以及较低的业绩波动。
　　不良贷款率与ROA显著负相关，与a(ROA)显著正相关，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结合表3的结论，可以看出，不良贷款率与银行Z值之间的负向关系，主要是由于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导致银行业绩较差，并且增加了业绩波动。不良贷款准备率与R〇A、CAR以及a(ROA)正相关，但只与ROA的关系显著，这也说明，不良贷款准备率与银行Z值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是由较高的经营业绩所致。同业资金比率与ROA、CAR关系不显著，与a(ROA)正相关，但也不显著。结合表3的结论，可以看出，银行Z值与同业资金比率之间的负向关系，可能主要是由于较高的同业资金占比增加了业绩波动，从而导致银行风险上升。证券投资占比较高的银行，CAR较高，可能的解释是，投资占比较高的银行，业务扩张速度较慢，资本充足率较高。另一方面，较高的证券投资占比降低了业绩波动，但并不显著。有外资股权或上市的银行，经营业绩显著较高，同时业绩波动也较低，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结合前面的结论，可以看出，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提高了银行的信贷规模和银行业绩，并在_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风险。
　　经济规模与Z值各组成部分关系不显著。经济增长率与银行业绩波动显著正相关。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与银行Z值之间的负向关系，主要是由于较快的经济增长增加了银行业绩波动所致。金融发展深度与ROA显著负相关，与CAR显著正相关。可能的解释是，金融发展深度水平越高，银行竞争越激烈，银行利润越低，而较高的CAR成为吸引公众存款的信号，但总体来看，金融发展深度与银行Z值的关系并不显著。
　　(四）法律保护水平的内生性问题
　　对于此类研究，制度（法律保护水平）的内生性可能导致的结论偏差是我们需要重视和讨论的问题。对于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如前所述，我们在研究中控制了尽可能多的银行特征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对于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我们如此处理和论述：（1)如前处理，以上_年数据衡量当年的法律保护水平；（2)从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银行业受政府控制较多，关于银行业的改革更多是自上而下，而非相反。因此，银行风险和法律保护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更多认为是制度变化影响了银行风险。（3)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规模相对较小，其对地方法律制度建设的影响也较小，因此，可以更多认为是制度变化影响了银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