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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主要结论和讨论
　　本文运用A股国有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这种隐性激励角度与另一种隐性激励（在职消费）的关系，这两种激励都是内生于当前国有企业所处的制度和环境。本文结论如下：
        (1)政治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
　　具有"当期"和"预期"双重效应，在轮转年当期，其对总体在职消费和异常在职消费都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在轮转年前一年，仅对异常在职消费存在预期效应。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异常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高管，不管是公司在职消费还是"以权谋私"的异常在职消费，面临晋升激励时，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表明高管在在职消费和政治晋升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相机抉择，其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在职消费，追求政治上的职位晋升。有趣的是，面临降职的高管人员，其异常在职消费并不会减少。
       (2)在探究影响机制上，本文发现"公司绩效"对"政治晋升"和"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起中介效应。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伴随更高的"公司绩效"，后者又会"提升"在职消费，但总体而言，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呈抑制作用。
       (3)轮转年在职消费显著高于平常年份。之所以如此，一种合理的解释是，由于中国轮转年存在"突击消费"、"跑官"和"届满欢送"等现象，由此导致在职消费的增加。
       (4)相对薪酬越高，对高管的显性激励越有效率，"以权谋私"动机相对较小，因此其与异常在职消费呈负相关。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晋升预期会约束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并同时对公司绩效提升产生激励作用，因此它构成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的主要也许是最重要的激励方式。如果单纯从激励的效果看，拓宽高管人员的晋升渠道和机会，是一种有效和有益的激励思路。另一方面，相对于平级调动，降职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在职消费尤其是异常在职消费并没有减少，这表明在一些国有企业，在职消费并没有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当然，这些企业高管降职最有可能是由于企业经营绩效不佳所致。正因为意识到晋升无望，这些企业的高管更有可能在"在职消费"等方面为个人谋利，因此，对那些长期看不到晋升希望的国企高管，既要加强监管，也要探索寻找"隐性激励"之外的更好激励方式。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在职消费数据获得渠道困难，得到的数据大都是推算的替代变量，计量的在职消费仍然存在一定噪音。比如上市公司规模较大、管理机构庞大时，业务招待费支付的对象可能不限高管人员，中层领导层也可能享用一定的业务招待费（陈冬华等，2010),但是此方法目前是量化研究中取得该指标比较好的方法之一。如何更好地衡量政治晋升激励也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究的地方，本文根据CEO离开企业后下一个单位任职情况作为政治晋升的推断依据，但是会忽略很多其他因素（比如，职业生涯路径），不一定能完全刻画出个中情境。同时，基于激励的在职消费与基于代理成本的在职消费相互交织，现有技术很难分离出来，这是后续研究中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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