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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了相关的文献;第三部分利用了跨国数据展开最优金融条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第四部分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的具体情况,并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全文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金融被视为经济运行的大脑，其主要功能包括集聚资源、配置资源、监测企业经营、转移分散风险等，因此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McKinnon(1973)和Shaw(1973)提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落后在于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过度参与，抑制了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的滞后又抑制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一个国家经济的腾飞需要不断地打破金融抑制格局，进行金融深化。具体而言，金融抑制指的是政府通过对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扭曲了金融价格，抑制了金融发展，其弊端体现在金融所具有的资金筹集功能和资金分配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在金融抑制政策下,政府压低存款利率，以较低的成本筹集资金，虽然这种方式降低了资金的筹集成本,但是也降低了储蓄的意愿;较低的贷款利率虽然有利于投资，但是却不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重复投资现象较为严重。金融抑制包括明确或间接的利率和信贷管控;政府拥有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并制定较高的行业准入标准，限制进入;制定较高存款准备金率，限制金融机构的投资渠道;资本项目的管制（Reinhard2011)。
　　McKinnon(1973)指出金融抑制是一种货币体系被压制的情形，这种压制导致国内资本市场的分割。这种分割对经济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易获得金融资源的部门受益于金融抑制政策，该部门可获得由政府配置的金融资源;第二，难以获得金融资源的部门受损于金融抑制政策。资本市场分割具有其自身的弊端。这种分割局面导致易获得金融资源的部门道德风险增加，重复投资、盲目投资的可能性增加，由此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而难以获得金融资源的部门则因融资的困难，而被迫放弃诸多具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并且由于融资约束，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的研发投入、技术升级、设备改造等都受到制约（Bondetal.,2003;解维敏、方红星,2011)。这两个部门由于资本市场分割而存在着资源错配，从而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根据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改革有助于打破国内资本市场分割的局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国内，金融自由化改革能够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提高，并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将资源配置于效率最高的领域。Galindoetal.(2007)和Abaidetal.(2008)均提供了这方面的微观证据，他们使用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金融自由化改革是否有利于改善这些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均发现企业间资本边际回报率的离散程度随着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推进而有所下降,这表明金融自由化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金融自由化改革能够使金融中介更好地发挥分散风险、监测代理人行为以及提升公司治理质量等作用（Levine,1997)。从全球范围角度而言，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将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本，以支持投资，促进经济发展（Henry,2003)。Leaven(2003)、Harrisonetal.(2004)和Forbes(2007)提供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微观证据。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均资本较低，资本回报率较高，因此资本项目开放会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这些资本的流入又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正是基于金融深化理论，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措施，打破金融抑制的格局。进入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1973年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市场M2013年第12期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金融抑制程度依次为0.64、.83和0.89,至2005年，三类国家的这一指标依次下降到0.06、.31和0.25。然而，在采取了金融改革措施的国家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Demirgucunt&Detragiache(1998)提供的样本中银行危机爆发时间往往滞后于利率自由化，平均滞后时间为2.61年。如果按照因前果后的逻辑关系，那么利率自由化是银行危机爆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点与Reinhart&Rogoff(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银行危机更容易爆发于采取了金融自由化措施的国家。Rodrick(1998)、Artetaetal.(2003)发现，平均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导致投资增长,也没有导致资本流入的增加。但是，黄金老（2002)、章奇等（2003)、Alfaroetal.(2005)、Papaioannou(2009)以及Broner&Ventura(2010)发现金融自由化改革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诸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法律制度的健全程度、国内市场的完备程度、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经济政策间的协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等。McKinnon(1994)和Huang&Wang(2011)均以中国为例展开研究，前者发现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后，宏观经济依然较为稳定，这其中原因在于政府对价格控制，尤其是政府通过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获得了隐性的财政收入，此时金融部门的自由化会造成剧烈经济波动。后者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里,金融抑制政策不仅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相反还起到了促进作用。Huang&Wang(2011)进一步发现，由于市场缺乏效率，价格信号扭曲，金融自由化反而会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在不同的条件下，金融自由化的最优安排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