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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金融自由化改革并非百利而无一害，金融自由化改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市场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比如,金融机构偿债能力的信息和经营的信息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仅仅依靠市场力量难以获取充分的信息，提供有效的监督，而政府可以利用强制力量来制定相应的规则，通过制度设计来提供有效的监督。因此,过分强调金融自由化改革,反而会使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暴露出来（Stiglitz,1993);第二,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资本的匮乏提高了资本的相对价格，此时国家的基本经济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的建设都会受到遏制。通过对金融资源控制，政府可以更有效地聚集资金，将其配置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因此，在一国基本的投资环境没有改善之前，金融自由化或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王曙光,2010);第三，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监管的质量和预警机制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本的全球配置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资本的配置过程易受到经济波动和宏观冲击的影响，如果缺乏一个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监管和预警机制，那么资本流动的波动将会对本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金融自由化改革可能会导致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波动增加，金融市场面临更多的风险，脆弱性增强（Broner&Rigobon,2006);第四，金融自由化会加剧银行之间的竞争,导致银行利润的下降，银行进行高风险项目投资的动机加强，由此导致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加大
（Hell2000)。并且，根据金融约束理论（FinancialRestraint),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正的真实利率情况下，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能够减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行为发生的概率,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Hellmannetal.,1997)。
　　金融自由化改革有利有弊，孰占主导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市场完善程度等。金融约束理论也强调了金融抑制的积极方面，Kraay(1998)、Artetaetal.(2001)以及Edward(200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金融自由化改革，尤其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这种影响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最优金融条件假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国在工业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更迫切需求,政府通过参与金融资源的分配有助于经济的起飞。市场制度的不健全、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放大了市场失灵，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过程可以纠正市场失灵。此时，最优金融条件是较低的，金融抑制政策的采取是合适的。随着经济发展，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的成本加大方面，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准确掌握经济系统中信息的困难程度;另一方面，受到金融抑制负面影响的部门对外源融资的需求提高，如果不能改善融资条件，该部门的发展将受到损害。同时，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此时,最优金融条件会提高，继续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本文由此提出最优金融条件假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金融条件，该条件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等因素。一国最优的发展策略便是使本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相适应，如果在最优金融条件还处于较低水平时，一国进行了过激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使金融自由化程度偏离了最优金融条件，那么此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将不利于经济发展。相反,一国在最优金融条件处于较低水平时,应采取金融抑制政策，使其金融抑制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相适应。最优金融条件假说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却取得了较高的经济绩效，以及为什么有些国家采取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却反而导致了明显的经济波动和金融体系较高的脆弱性，使得经济自身受到损害。后文将通过跨国的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