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根据Hellmannetal.(1997,2000)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监督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金融制度的不健全,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它需要利用其具有的国家强制性力量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法规，并通过对利率和信贷的管控参与金融资源的配置中，此时,盲目地展开金融改革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预测一国最优金融条件的变量。由于老龄化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的储蓄下降（Horiokaetal.,2007)。同时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供给下降，给定需求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将上升，如果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价格水平也会上升，名义利率也将上升。因此，老龄化提高了要素成本。在金融抑制的政策下，政府也能够以较低成本将资源配置于易获得金融资源的部门。但是，难以获得金融资源的部门的要素成本在老龄化的冲击下将会提升，此时进行金融改革将会使该部门获益更大,金融抑制的机会成本将更大，由此提高了金融最优条件。鉴于此，人口年龄结构也作为预测最优金融条件的变量。此处，人口年龄结构包括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考虑到“学习效应”（SimmonsandElkins,2004),我们还将样本分为了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拉美地区国家和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五类，并取每一类中当年最小的金融抑制指标（Finrep_reg)作为所属该类国家金融改革的目标。如果目标金融抑制程度越低,那么本国最优金融条件越高。此外，为了准确的估计最优金融条件，本文还控制了一国资源稟赋、法律起源、地理位置、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民主化程度等国别特征,以及宏观经济的冲击。其中，老年抚养比为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用Olddep表示；少年抚养比为0—14岁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用Youthdep表示；人口规模用人口总数的对数来表示，记为Pop;人口密度用每平方千米人口总数的对数来表示，记为Popden;退，衡量宏观经济冲击，如果GDP增长率小于0,该虚拟变量为1,否则为0。资源稟赋用原材料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表示，记为Rawex。以上变量数据来自于WDI或根据WDI计算得来。民主化程度（Polity)也作为控制变量，该变量来自于POLITYIV。地理位置用距离赤道的距离来表示，记为Lat,该变量来自于Glaeseretal.(2004)。
　　模型设定（1)、（2)、（3)分别考察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以及目标金融条件对最优金融抑制程度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最优金融抑制程度越低,最优金融条件越高；少年抚养比与最优金融抑制程度正相关，与最优金融条件负相关;老年抚养比与最优金融抑制程度负相关，与最优金融条件正相关，但不显著；目标金融抑制程度越高，本国最优金融抑制程度也越高。模型设定⑷和（5)控制了更多的变量。此处通过这些变量对一国最优金融条件进行预测，并不涉及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推断。模型设定(5)中的回归结果将用于预测一国的最优金融条件。
　　(三）实证结果的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程度（Gap)与经济发展水平（Loggdp)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分别用Gap和Loggdp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前文所述计量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此处的解释变量，将Gap回归得到的残差绝对值以及Loggdp回归得到的残差绘制成图5。图5表明，Gap和Loggdp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为负，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我们随后依次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来展开研究。表3报告了回归的结果。不论是OLS的回归结果，还是分位数的回归结果，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程度的提高都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其中，Gap在OLS、25%分位数、50%分位数、75%分位数和90%分位数回归中的系数都显著为负。根据OLS的估计结果，如果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提高一个标准差，那么人均GDP的对数将会下降0.08。这也证实了前文所提出的最优金融条件假说。并且,较高分位数的Gap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要高于较低分位数。90%和75%分位数的Gap估计系数绝对值依次为0.394和0.346,均高于50%、25%和10%分位数的Gap估计系数绝对值，它们依次为0.314、.124和0.081。这说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所产生位数水平上Gap的估计系数。在不同分位数水平，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种背离对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情况下，该负面影响更大。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更应缩小其与最优金融条件的差距。考虑到最优金融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以上分析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使得采取金融抑制政策的成本增加，此时，一国更应采取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措施,逐步打破金融抑制的格局。
　　四、中国案例的分析
　　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对于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Abiadetal.(2009)的数据表明,2005年中国金融抑制程度在所考察的91个国家中仅低于埃塞俄比亚、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根据最优金融条件假说，当前的金融抑制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当前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因此,在分析中国金融抑制问题时，更重要的是关注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