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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可以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之间的差距是相对较小的，远远小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采取的金融抑制政策事实上是合适的，其金融自由化程度是接近最优金融条件的，正因如此，金融抑制政策并没有如金融深化理论所预测一样制约经济的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之间的背离有了一定幅度的提高，然而这种背离仍然小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反映了两点。第一，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所采取的金融抑制政策仍然使得金融自由化程度接近于最优金融条件；第二，中国所采取的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所扩大。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之间的背离有所缩小，这归因于中国开始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比如，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颁布，99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标志着中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中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1997年银行业实行巴塞尔协议I,同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使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体系和制度逐步完善，货币政策的制定向科学化、民主化迈进了一大步。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关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的通知》,决定从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的管理体制，各商业银行对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实行自求平衡，其商业化和独立性大大增加，也标志着中央银行调控手段由直接控制改为间接调控。2002年3月1曰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即曰起统一境内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贷款利率管理政策。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与贷款利率下限管理同步实行了存款利率上限管理。同年5月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块等等。
        五、主要结论
　　尽管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到2005年，中国金融抑制程度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这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影响。首先，根据分位数回归的结果，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为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中国经济未来仍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如果中国的金融抑制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那么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将愈显突出。其次，从1981年到2005年，中国最优金融条件也在不断提高，这表现在中国最优金融自由化程度在不断上升,虽然上升的幅度有所下降，但是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难以逆转，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在提高；并且老龄化的到来将提高要素成本，使受到金融抑制政策负面影响的非国有部门中的企业运营更加困难，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受到损害，其对金融资源按照效率原则进行配置的需求也越发迫切。可以预见未来最优金融条件仍然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如果中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金融抑制程度，那么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之间的背离将会扩大，从而导致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增强。这意味中国金融抑制政策产生了双重的经济损失，中国采取金融抑制政策的成本日益增大。
　　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都表明，金融深化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现有的经济现象。为什么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的国家还能够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同时，采取了金融改革的国家却经历了经济危机和经济绩效下滑呢？
　　为了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本文提出了有别于现有金融深化理论的最优金融条件假说。已有研究发现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国家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该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这种背离程度的提高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通过63个国家1981年至2005年的跨国数据，本文验证了最优金融条件假说，并且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的背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在增强。
　　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案例，本文发现中国金融抑制政策产生了双重经济损失,这使得中国采取金融抑制政策的成本日益增大。采取金融自由化改革，使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最优金融条件相适应将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搞对价格”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尤为重要，这要求政府的“有形之手”应当让位于市场的“无形之手”使资源配置于最有效率的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两方面的进展，第一,放松利率管制，推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在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阶段性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放宽贷款利率下限浮动区间和存款利率上限浮动区间。2013年7月人民银行已经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下限浮动区间已经得到突破,未来存款利率管制的放松将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第二，初步建立了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不过中国利率自由化改革并未结束，金融部门并未实现自由竞争。鉴于此,政府应减少其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干预，更多地让市场参与金融资源的配置，同时建立有序的退出机制，在这个基础中打破现有垄断格局，鼓励民营部门进入金融部门，参与竞争，以此促进效率的提高，居民财富投资渠道也会得以拓宽。此外,市场规律的激励机制也会迫使金融部门努力去甄别好的企业和好的投资项目，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实现国内资本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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