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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地权稳定性是否影响农户投资取决于投资的种类。对于那些主要用于出租或服务的流动资本(指“与特定地块不相联的资本”，如农机具、役畜、仓库等)，即使土地调整改变了农户自有土地的面积、质量和位置，也不影响其投资。对于那些主要用于自家生产的流动资本，土地的调整可能改变边际生产率，从而影响其投资（ederetal，1992)。但是，即使“大调整”对农户土地总面积和质量改变也不大，因而这些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变动也不会大，其投资受土地调整的影响可能很小，所以现有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地权稳定性与这类投资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ede
retal1992;朱民等，1997)。对于那些与特定地块相连的投资，土地调整特别是大调整可能有显著影响。但是，大多数与特定地块相连的较大的投资，如灌溉设施和田间道路等，均表现出公共产品的特征，且投资多为集体决策，与农户地块的具体位置及其是否变化关系不大。因此，地权稳定性可能只影响农家肥等少数几种与特定地块相连的投资，而且实际影响并不显著(许庆等，2005)。
　　第三，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决策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相对于土地产权不稳定带来的风险而言，其它因素对投资决策的作用可能更重要。中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劳动力相对过剩且成本较低，对有限的土地进行土地投资和机械投资不大可能增加多少收益，并且大多数与土地相关的投资因农户土地规模小而表现出公共产品的特征或强烈的外部性，因而农户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本身并不能解决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和收益小及其引发的投资意愿不高的问题。
　　假说2:地权稳定性对土地租赁总量影响很小且方向不确定，非农就业机会不仅是影响土地租赁总量的关键因素，而且是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用地经济租金并刺激农户投资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土地产权和流转制度本身并不能扩大农户平均经营规模，它能改变的只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农户间的分配。如果土地买卖只是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集中，出卖土地的是那些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的农户(姚洋，2002)，这些农户出卖土地以后很可能靠租赁土地或出卖农业劳动力为生。这种土地兼并不能真正扩大农户经营规模，还会让部分农户陷入长期贫困。有些人认为土地买卖权可以促进农户放弃土地向城市搬迁，理由是卖地可以使农户在放弃土地时获得补偿，并因此而获得前往城市的安家费（杨小凯，2002)。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农业用中央政府已经规定农户的土地租赁权不受限制，因而当前的讨论集中在地权的稳定性对土地租赁的影响上。有人认为土地调整导致的地权不稳定会降低土地租赁需求，阻碍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钱忠好，2002,2003)。田传浩等(2004)指出，地权不稳定导致长期土地投入无法收回，降低了农户的土地租赁需求，因而对土地租赁产生负面影响。他们研究表明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高，租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地权不稳定会阻碍土地租赁，因为同理可证“地权不稳定导致长期土地投入无法收回，会增加农户的土地租赁供给”；而稳定的地权虽然增加土地租赁需求，但同时可能减少租赁供给，因而对土地租赁数量的影响并不确定。如果地权不稳定导致农户间对地权预期的差异（即有的农户认为地权是很稳定的，有的农户认为是很不稳定的)，则还可能促进土地流转。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讨论的基础是地权稳定的土地因能够进行长期投资而具有更高的价值，但现实中地权稳定性对土地价值的影响可能很小。例如姚洋（1998)的研究表明产权稳定性对农业产出影响并不显著。
　　如前所述，在农户经营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农业用地就很难提供有效的经济租金并刺激农户的土地投资;也很难促进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并刺激农户的机械资本投资。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才是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改变农业中土地劳动比从而促进农户投资的关键。土地租赁总量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地权稳定性对土地租赁需求和供给的影响都很小，其综合作用更小、影响的方向也是不确定的。土地是大部分中国农户生活和就业的保障，没有充分非农就业机会农户当然不愿意租出土地。非农就业机会不足才是土地租赁较少的主要原因。
　　假说3:产权本身并不能保证土地具有抵押价值，土地经营收益对土地的抵押价值影响更大。在土地抵押价值很低的情况下，即使进行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改革，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接受土地作为抵押物。
　　许多人认为我国当前不允许将土地作为抵押品的法律规定限制了农户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因而主张改革土地抵押制度（叶剑平等，2006)并主张改革土地产权制度，理由是稳定的地权使得金融机构更愿意接受土地作为抵押物(刘红梅等，2000;叶剑平等，2006)。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使进行了土地产权改革，土地也未必就能成为抵押品。Carteretal(2003)的研究表明，在农场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不存在地权稳定的信用供给效应。Field&Torero(2003)认为，当抵押程序、取消赎回权和出卖抵押品的交易成本相对于借款规模非常大时，产权就起不到保护借款安全的作用。他们针对秘鲁城市土地产权改革的研究发现，土地产权改革的信用供给作用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