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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土地租赁模型
　　土地租赁模型回归结果直接由下式给出:
　　ldrtp=-10.65(-1.16)+0.65＊lnrelctp(-0.404)+1.77＊lnnonagrinc(1.83)＊+21.99＊XJdummy(6.36)＊＊＊+6.48＊HLJdummy(2.08)＊＊
　　n=60,R2=0.474
　　人均非农收入对数(lnnonagrinc)的系数为3.53,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均非农收入每增加1%,土地租赁比重将增加3.53。预期下次土地调整时间的对数(lnrelctp)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地权稳定性对土地租赁总量并没有显著影响。另外,相对于江苏而言,新疆(XJdummy)和黑龙江(HUdummy)有更多的土地租赁发生。
　　（三）信贷员调查
　　对江苏省兴化市28个乡镇61名信贷员的调查发现，信贷员们普遍认为农业用地的价值太低，并且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就业保障，目前很难从农民手中收回抵押的土地并出售。即使现在抵押制度允许并且土地私有化，也没有一个信贷员愿意接受农民的土地作为抵押物。当农户的土地规模增大到目前的5倍且土地私有时，仍没有信贷员愿意接受普通农户的土地作为抵押物；当土地规模增大到目前的20倍且土地私有时，有344%的信贷员愿意接受土地作为抵押物;当土地规模增大到目前100倍且土地私有时，所有的信贷员都愿意接受土地作为抵押物。
　　信贷员们普遍表示明确的土地使用权年限有利于土地的出售，因此也会有利于土地成为抵押物。只要有明确的土地使用权年限，土地是私有还是集体所有对土地成为抵押物的影响不大。在土地集体所有但农户拥有规定的30年使用权时，如果土地规模扩大20倍，有31.1%的信贷员愿意接受土地作为抵押物，如果土地规模扩大100倍，所有的信贷员都愿意接受土地作为抵押物。其结果与土地私有时的情形相差不大。
　　五、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全面考察了土地产权与农户农业投资关系，并且在研究中加入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或收益)等重要变量。研究发现，在现阶段农户土地规模小、经营收益低的情况下，土地调整及其带来的地权不稳定并不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在保持非农就业机会不变的情况下，它也没有对土地租赁总量产生显著影响。显然，如果没有非农就业机会，土地产权、土地买卖和租赁本身并不会扩大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而如果土地经营规模不能扩大，农业用地就很难提供足够的经济租金并刺激农户投资。同时，由于农户规模小、农业用地价值低，即使进行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改革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接受农民的土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因此，土地产权也不是影响现阶段农地能否抵押的主要因素。相反，土地经营收益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并刺激放贷人放贷;而土地调整带来的地权不稳定并不严重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收益的稳定性，因而也不影响农户的信贷可得性。
　　总之，现阶段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改革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促进作用可能很小，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经营收益才是促进农户农业投资的关键;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提高又有赖于提供大量而稳定的非农就业岗位。
　　本文的研究结果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不足、农业效率低下以及农户农业收入不高的主要原因。提高农户农业收入的手段无非是增加农户农业资源的数量或者提高农业资源的收入。各种补贴政策(如价格支持、税费减免、粮食直补等)主要是通过提高土地收入（即地租）来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这些政策在提高农户农业收入的同时无疑增加了农业生产中的地租成本、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总体运行成本(包括农户和政府支付的成本)，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增加农户农业资源数量的政策才能既增加农户农业收入，又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土地产权在增加农户农业资源数量方面没有多大作用;扩大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民数量才是增加农户农业资源数量的关键。
　　另外，近年来实行的各种农业政策已经使土地价值及其预期有了较大提高。由于土地没有买卖权，随着土地价值特别是转为非农用地以后的增值预期的提高，农民会不会持地待沽，并因此而不愿意放弃农民的身份从而对农村人口迁移和土地交易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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