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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证明汤亭亭作伪，赵健秀在《真真假假华裔作家一起来吧!》中，一字不漏地搬出《木兰诗》的原文和译文，与她的故事作对比，言之凿凿，使汤亭亭无可辩解^其实，如果想从文本层面上证明她作伪似乎用不着如此大动干戈稍具中国文学知识的读者都能一眼看出她的故事已经是改头换面的新版本汤亭亭自己从未试图证明自己在字面上信守中华文化传统，她承认，“在我所有的书中，我把古老的[中华神话拿来把玩，让人看到神话是如何变化的”。

　　赵健秀在汤亭亭之前成名他的剧作《鸡笼中国佬》于1972年登上纽约舞台，他是最早受到主流社会关注的华裔作家，是当代华美文学的先§驱他所引发的这场真伪之争在华美文学圈内引起了很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他俨然成了坚持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

　　如果我们说赵健秀在其创作中所引用的中国文化也不是纯粹的，这似乎是个脖论，然而事实又确实如此:即使在文本层面上，他所理解的中华文化也不是全真的即便是他用来证明别人作伪的证据也存在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误用”为批驳汤亭亭，他引用了《木兰诗》，却把中文标题写为《木兰诗二首》，在排版上将原诗分成两节，把两节误认是不同的两首诗他引用的译文是自己翻译的，与原文也有出入，如“不闻机抒声，唯闻女叹息”成了“别问机抒声，要问女叹息”，改变了原文的叙事角度，使这二行诗从第三人物叙事变成了从第二人称的角度审视木兰故事主旨的陈述，显然是急于证明自己的论点因此，赵健秀用以驳斥汤亭亭的“铁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公正性和可信性。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华美作家在利用祖先文化资源时是否尊重传统，严格跟在文本后面亦步亦趋若要辨清真伪，文本层面上的忠实与否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华裔作家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所建构的东西是否与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汤亭亭在《女勇士》中以女权主义思想颠覆中国文化中的男权传统的创作动机是很明显的她无意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因为在她看来，中华文化是以压迫女性的父权制为核心的，她当然不会全盘接受这样的文化遗产。经过她改造后的木兰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儒家的忠孝节义，而是能够独立自主?与男性平等的女权主义理想、木兰学得一身武艺后，回乡复仇时对财主说：

　　“我是来报仇的女人”

　　天哪，他做出！副媚态，想用男女之间的话来打动我：“噢，别动肝火嘛只要有机会，

　　谁都会玩女人家人也不想要她们。'女孩是米里蛆’，'宁养鹅，不养女’嘛”他说出了我最痛恨的该语。

　　在汤亭亭的笔下，木兰不说“我是来报仇的'强调来报仇的我是个女人;财主在被杀之前所说的令她痛恨的是中国“读语”;最后，她一刀砍了财主的头，杀的是中国传统中父权的代表这就是她历经千辛万苦学艺报仇的对象所以说，《女勇士》所抨击和对抗的不是西方社会，而是中国文化中的的性别差异。

　　如果说汤亭亭挪用中国文化资源，弘扬女权主义，对中国文化中的父权传统反戈一击，因此背叛了自己祖先的文化传统，是“伪”华裔作家的话，那么有权指责她的也不是赵健秀赵健秀作品中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也很多。在其小说《甘加丁之路》的卷首语中，赵健秀转述了盘古与女娲的传说，称盘古和女娲是兄妹，不知有何根据，可能是把伏羲和女娲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传说嫁接了过來@关于女娲，赵健秀写道:“他[盘古引者注]的妹妹女娲来到世上，这个世界是一个花园，但没有生命她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了动物;第七天，她创造了人”盘古和女娲的神话可能比木兰的传说流传得更广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需要一番解释才能明白汤亭亭的木兰故事改编了木兰传说的话，那么，赵健秀的女娲故事则不用任何说明也能看出《圣经》中“创世纪”的影响，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中国神话了。

　　赵健秀对关公向来推崇备至，一直想借关公形象建构华美文学中的英雄传统但他所推崇的关公与我们心目中的关公形象有相当大的出入《甘加丁之路》中的三个主人公尼迪克特·汉、尤里西斯。关和迪戈。张摹仿桃园结义，结为兄弟，并分别认同了刘关张三个角色然而，除了在表面上的结拜形式外，这三兄弟与対关、张毫无可比之处他们是60年代的美国嬉皮，到处可以得到毒品和性迪戈·张甚至对自己的结义兄弟(同时也是他的亲表哥)的女儿也有欲念:。毛的女儿玛莎面相太像本，我不喜欢她的这副长相，这倒是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我爱她的身体长腿，长胳膊圆奶子，圆屁股……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会对他们的女儿起色心我是这个城里的野兽，是黑人中国佬，是都市里的土著”这样的角色颇有“雄风”，确实与赵健秀所竭力反对的华裔的女性化形象大有区别，但这种雄风与《三国演义》中千里护嫂的关公的君子风范简直判若云泥。

　　三、传统与创新

　　如果说汤亭亭等华裔作家对中华文化作伪，赵健秀也未能对其存真;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都有所改造根据赵健秀的标准，我们可以说他本人也是“伪”华裔作家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在把他的论点证伪的同时也犯了与被我们证伪的论点同样简单化的本质主义错误。

　　如果说连遭受赵健秀猛攻的谭恩美也承认他的论争有道理，那么其合理之处不在于用以攻击她的“真伪”论上如果我们能越过“真伪”论而探讨其终极目的，也许可以窥见另一番天地赵健秀曾在不同的文章中说过:“在我们能够讨论我们的文学之前，我们必须解释我们的感性，在我们能够解释我们的感性之前，我们必须勾勒出我们的历史。在我们能够勾勒出我们的历史之前，我们必须消除我们的概念化形象在我们消除这些概念化形象之前，我们必须证明这些概念化形象的虚假性”破除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华裔美国人的概念化形象、摆脱白人对黄种人的异己化想象、创造出独特的华裔感性?创造出华裔新形象，这才是他关怀的终极目标^从林语堂到黄玉雪，从汤亭亭到黄哲伦，他们在赵健秀看来之所以是伪华裔作家，不仅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作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是概念化的，强化了华裔在白人社会中的概念化形象就文本忠实性而言，即使赵健秀能够把汤亭亭作品中的中国文化证伪，他也不具备把林语堂证伪的能力，因为他和汤亭亭一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从“电影、电视和小人书等推销白人美国文化的媒体中得来的”（Aiiieeeedvii)，但他照样毫不留情地把林语堂排除在“真”华裔作家之外。由此，他们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文化的真伪，而在于作者进行文化改造的目的以及因此在读者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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