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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民族意识和观代民族主义的所有构成变量之间，种族这一“要素”都是一项较弱的变量，而经济、政治、又化等变量的功能要强于种族。就此而言，民族共同体自占至今始终处在不断想象、不断建构的过程中，现代民族的重新定义只是民族共同体自我想象的历史上最切近的一次有效实践。但是对f拥有单一占代民族、文化遗产的现代国家如中国来说，从文化上想象现代民族共同体则较为困难。中国现代汉语学者在为政治K族主义提供文化依据（即从文化上想象现代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时颇为踌躇，因为即使正统的儒家文化没有被现代学者所打倒，儒家文本的历史叙事也很难为多元民族、文化国家提供-个易被一致接纳的元叙事。正是在此困境之中，中国现代汉语学者就提出了民族主义政治、文化类型的命题，通过悬置文化问题以作策略性考虑。然而文化问题是难以冋避的，政治需要有文化的依据并得到文化的支援，没有文化依据的政治是没有内在深度的政治，得不到文化支援或者只得到较弱文化支援的政治同样难以持久。然而文化又非可即时创造之物，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传统的延续，因此现代政治--文化民族主义总要回到传统中去寻根，传统文化始终是想象现代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据此可以理解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为何要到古代历史文化中去为现代民族国家发掘精神资源了，现代国家政治的民族性、文化性依据始终需要通过学术活动到传统中去发掘，如果文化大传统与现代性发生暂时抵牾，人们就会将目光转向小传统。

　　在世界范围内文化秩序从“神”的主题到“人”的主题的现代转换过程中，被重新阐释过的民族与社会成为“人”的现代主题的表达异式，这些表达异式都借助了特定的文学语式。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着重借助了民间文学语式以期共时性地表达民主社会原则兼民族国家原则，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学科知识就是在此语境中发生。问题在于为表达和实现现代性诸原则，仅仅挪用传统（无论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的文化符号是不够的，而必须对传统文化符号加以现代的阐释与转换，使之能够承载民主社会、民族国家等多种现代主题。“五四”时期，从传统中发掘的“民间”表象首先被用来表达社会性和现代性理念，但与此同时，“五四”学者也表示了将“民间”表象用于表达民族性理念的期望。特别是学者们和革命家发现，“民间”表象、理念可以超越狭隘的历史民族观念。民间性之超越狭隘民族性对于现代多元民族、文化国家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用阶级论进一步阐释了民间论之后，民间论由此获得的绝不仅仅是更为严格的理论形态。通过将各民族中的被剥削、被统治、被压迫阶级同质化，现代多元民族国家在象征层面就获得了空前的整合能力，于是“民间”一词也就整合了多元的而非单-的、包容的而非边缘的不同于近代西方folk的民族性意涵，作为整合多元民族文化、象征现代国家力量的民间文学由此也就获得了意识形态化的学科话语权力。

　　“民间”一词因其社会性、现代性以及它的整合民族性取向逐渐成为本土化现代性诸方案中最有力量的话语形式。尽管“民间”是一本土传统的民俗语汇，但也正是在语言的历史约定中，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才显现出与传统的联系以及本土的风格。从folk和“民间”话语中都曾直接生发出“人民”的现代理念，但由于边缘性和下层性等取向的不同，“人民”一词对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也就呈现出不同的语义负载。对于西方民间文学家来说，人民首先意味着农民这一边缘群体，其次意味着民族全体；而对于中国民间文学家来说，人民首先意味着农民和市民这些下层阶级，其次则意味着经过阶级整合的多元民族。于是“民间一人民”理念就成为中国现代学者批评传统或正统体制，同时整合多元文化、建构民族国家的基本范畴。由于下层性的“民间一人民”范畴能够贏得各民族中多数群体的认同，因而可以达到整合多元民族文化、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洪长泰认为，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民众’概念逐渐与‘良族’概念统一起来”这时的民间文学、民众文学或平民文学以民族精神之代表的身份出现，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以“民众”、“平民”为基础的民间文学观念是以将民族全体中的一部分人（上层的统治阶级或掌握书面文本的知识阶级）作为民族国家的敌对力量先验地加以排斥为代价的，这就是“人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理念在内涵上的重要区别。民国时代的结束和人民共和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人民国家”理念已经在革命实践中彻底战胜了“民族国家”理念，从而完成了19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东渐后本土化的一次最重要的创造性阐释与转换，文学概念之辨其实只是反映了不同现代性方案之间的争执，也就是说首先从民族性还是首先从社会性进人现代性这一世界性论争之内在张力的外化。

　　“下层一民间”理念是中国现代学者从本土小传统中发掘出来并加以阐释、转换的现代权力话语，从传统文人的“俚俗”，到“五四”学者的“民间”，再到共产主义者的“人民”，正是一个本土的传统话语向着蕴涵民族、民主观念的现代话语的生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民间”理念曾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利用民间文学方面曾经相当成功，在用“阶级”、“人民”重新定义“民间”之后，民间文学成为中国现代多元民族共同体一-中华民族文化同一性的象征符号，就此而言，现代汉语“人民”是一个具有内在深度的政治一文化民族主义概念，其文化的本质属性得到了各民族民间文学传统的有力支援。由于“民间一人民”理念从阶级性释义最终进人了多元整合的民族性释义，因此当毛泽东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时，他的政治性话语背后的确隐藏着文化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理念。格林和毛泽东都曾诉诸“人民”一词，但毛泽东的“人民”与格林的“人民”显然具有不同侧重的语义指涉。由于“民间一人民”理念能够同时为现代中国提供民主集中制和民族同一性的想象或幻想的整合符号，人民共和国以来民间文学几乎获得意识形态的地位就势在必然。当然下层性的“民间”、“人民”范畴并非绝对理想的文化同一性符号，尽管这一文化符号曾一度整合了国内各民族的下层文化、原始文化并使之意识形态化，但它毕竟是以传统文化整体性的丧失（如经典的地位失落）为代价的，其文化运动的社会结果就是人为制造了共同体内部以阶级斗争为理由的对抗矛盾。与能够得到共同体所有成员一致认同的文化符号相比，仅具下层性质的“人民”、“民间”范畴都只能属于一种临时性、弱功能的表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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