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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道格拉斯认为，制度或规范需要各种各样的级别或等级体系来支撑，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化的东西或规范性的东西甚至会渗透到人类的记忆中去，并且会不断地对人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类的发展过程就是对制度化或规范性的东西进行不断描述的过程，人类一代又一代地不停地将各种制度化或规范性的东西讲述和传衍下去(M.DouglasandA.Wildavsky1983)。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对某些具体的制度化或规范性的东西产生认同感的问题，如果仅仅就某一位单个的人来说，而不就整个人类来说的话，这一单个的人只有在他认同某一种制度或规范的时候，这一制度化或规范性的东西才会渗透到他记忆中去，并通过他对这一制度或规范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将这一制度化或规范性的东西讲述和传衍下去。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制度化和规范性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库房，是人类一代又一代地通过人工制作的文化艺术品及一定的文化典礼仪式等各种方式所描述而形成的集体记忆的库房，没有后者所形成的持久性的延续，任何制度化和规范性的东西都将不复存在。人工制作的文化艺术品及一定的文化典礼仪式等等，往往都是某种制度化或规范性东西的外在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制度和规范的外化。这些文化艺术作品有一定的结构，也有一定的形式。通过这些文化艺术作品我们可以进行审美判断，还可以对有风险的事情及我们所遇见的事物进行反思性判断，并且从这些审美判断和反思性判断中，我们又创作出其它的文化艺术作品，创作出其它的结构，其它的形式，其它的哲学意义或美学意义。伽达默尔1986年说这正是美的持续相关性的基础（H.G.Gadamer1986)。通过这种美的持续相关性，他认为，审美的反思性判断与崇高的反思性判断截然不同，或者说，两者正好相反。前面有关反思性判断的讨论大体上都是在审美的反思性判断的语意背景下进行的，如前所述，在审美的反思性判断中，我们会涉及到一些事物或事件，包括我们预感有一定风险的未来可能存在的不利事件。我们不能用可以被理解的逻辑意义上的概念去对其进行概括和归纳，相反，这些审美的反思性判断是渗透和融合着一种情感的判断，就如同我们通过一定的联想和想像而对其产生出一种直觉一样。对康德来说，这种联想力和想像力是一种具有直觉的天赋，而直觉本身也正是对事物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性的感知，是各种感官感觉在感知事物时所形成的综合判断，即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I.Kart,1929)。在联想和想像中，一定的事物或事件可以让人产生一种直觉，但是这种直觉不是通过对一定的逻辑范畴进行归纳和演绎而产生的认识，也不是通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交织而产生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由这种直觉所产生的反思性判断是与确定性判断截然不同的一种判断形式。联想和想像是显现和综合过程中所常常具有的一种特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显现和综合都是通过一定的线索来完成的，我们可以把这些线索称之为纲，而时间和空间在联想和想像中的四维交织就形成了无数的网格，我们在此可以把这些网格称之为目正如大家所熟悉的情况一样，目是由纲统领着的。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综合一定的线索而产生联想和想像的过程往往是一种显现或再现的过程。

　　在所有的审美判断中，一方面是知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理性的东西，而判断所起的作用正是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判断这样一座桥梁一边连结的是特殊的具体而琐碎的意义，另一边连结的是不确定的(跳跃于可以理解的逻辑意义之上的）实体的意义(I.Kant,1952)。在关于崇高的判断中，事件或事物本身的意义是如此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以至于联想和想像不可能显现出来。我们通常不会只通过联想和想像去经历和认识一些事情或事物，而是通过亲身的感觉，通过纯粹的知性，去达到对一些事情或事物的体验和认知。感觉本身是一种原始的未被加工过的认识。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的各种感官都是通过感觉来体验和认知这个世界的。因此，关于崇高的判断所架起的桥梁，一边连结的是感觉，另一边连结的则是不确定的实体的意义。关于崇高的反思性判断所连结的是单个人的主观性感觉和对已经曝光了的事情所产生的主观性感觉。而关于崇高的审美判断将暴露出作为主体的人的致命的缺点和弱点，暴露出人性中的偶然性的荒芜和损毁之处，暴露出人性中令人恐惧和颤栗的阴暗角落。因此，当我们验证和确认了自身的缺点和局限性的时候，当我们验证和确认了人性中的偶然的荒芜和损毁之处的时候，我们也就亲历并体验了关于崇高的反思性判断。风险和凶兆既不能在关于认识的确定性判断的前提下体验和概括出来，也不能在关于想像的综合及关于想像的判断中体验和概括出来，所以说，这种既不能在确定性判断中又不能在关于想像的判断中体验和概括出来的风险和凶兆让我们触及到我们自身的缺点和局限性。因自身的缺点和局限性而显现出的风险和凶兆可以在关于崇高的反思性判断中体验和概括出来。康德把这种能显现风险和凶兆的崇高称之为“可怕的崇高”，在这种“可怕的崇高”中，危险实际上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这一论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将“可怕的崇高”的含义用于对风险的探讨之中，而且还可以用于对风险文化的感知的探讨之中。

　　此处需要讨论的是一个关于风险的判断、关于危险的判断和关于不利事件的判断的第三种逻辑性的问题。如果确定性判断所遵循的是作为主体的“我”的逻辑的话，那么，通过联想和想像来进行判断的审美判断，所遵循的就是作为主体的“我”的“眼睛”的逻辑。与此相反，关于崇高的判断所遵循的不是一种视觉上的形象化的逻辑而是更多地体现出能触知的、可感觉的、有实利的、即时性的东西的那样一种逻辑也就是说，关于崇高的判断所遵循的逻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作为主体的“我”的“感觉”的逻辑（G.Deleuze,1981)。对于事物或事件，包括那些未来的可能不利的事件，或者说，包括那些有风险的事件，都不能再用某一种概念去理解，并且现实主义中的作为主体的“我”和确定性判断中作为主体的“我”的概念也都是在一种假设的条件下才使用的概念。在此，关于崇高的判断所遵循的作为主体的“我”的“感觉”的逻辑，是一种继确定性判断所遵循的作为主体的“我”的逻辑和审美判断所遵循的作为主体的“我”的“眼睛”的逻辑之后的第三种逻辑。这第三种逻辑体现了关于崇高的判断与确定性判断和审美判断所遵循的逻辑性的差异，也体现出关于审美的反思性与崇高的反思性所遵循的逻辑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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