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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不喜欢封闭的等级化的制度与规范，而社团群落本身也是开放的脆弱的缺乏集中度的松散的集合体。社团群落的第一位的要求就是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确，社团群落的自身结构是反制度的。社团群落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没有等级划分，是通过彼此之间对某一项事情或事业充满着炽热的感情或强烈的爱好而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友情友谊和各种亲密关系为结合基础的。他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理想化并以公共实践为根本，不关心自身利益和社团群落的内部利益。未来社会中民主的和共同负担共同分享的生活方式已经存在于一些社团群落内部的生活之中。那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团群落。有些社团群落不主张将私人的东西与公共的东西区别开来，他们倾向于将私有的东西与公共的东西合为一体这一点同诸如教会成员之类的制度主义者正好相反。西方社会众多的社团群落通过他们自身所实践的各种“生活政治”或“亚政治”主张的不同而给自己的社团群落进行注解和定义，他们是松散的没有组织的，他们形成的是一个让具有反思性的成员进出自由的流动性很强的公众集合体这些公众集合体可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然后又再次形成另外一种公众集合体。按照玛丽"道格拉斯与威尔德韦斯在《风险与文化》中所使用的话语体系来分析的话，这些社团群落可能也有一个集体记忆的库房，但是他们不会将制度化和规范性的东西嵌入其集体记忆的库房，相反，他们可能会用一些超越制度化和规范性的东西来取而代之。教堂可能是生活比较完美的身处社会主流之中的富裕的人常去的地方，而社团群落却常常存在于遭遇异外事件而不幸的人、生活在某种黑暗和阴影中的人、生活在不安全状态下的人、身处社会边缘和社会主流之外的人中间。教会和其他制度化规范化的东西是以承认单个成员自我身份为基础的。因为作为教会成员和其他制度主义者，他们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附属于自己的各种利益。与之相反，社团群落的成员共同组成了一个社会集合体，在这个松散的集合体中，单个成员的自我身份并不重要，也没有附属于自己的各种利益。如果说教会成员和其他制度主义者作为社会的主流群体，他们认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东西，认同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的话，那么，来自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成员，他们认同的是没有固定范式的散漫的面对面的交往方式。就包括教会成员在内的制度主义者来说，对他们生活方式产生作用的是格言警句、确定性判断、传统的安全观念、遵守法律的理性思维等等，而各种社会群落的成员则跟随在他们那各种各样的先知先觉者后面，似乎是散漫而盲目地飘浮在没有丝毫安全感的茫茫大海上。

　　在这里，最危险的，对技术资本主义来说存亡攸关的，倒并不是这些社团群落本身，而是一种将体现于未来风险文化中的非制度和反规范的全新的亚政治运动形式。在贝克（U.Beck,1993)和吉登斯（A.Giddens，1992)那里，亚政治运动形式是要取代私人领域的一些非制度和反规范的习惯做法，并且是用一些具有政治性的行为方式将这些私人领域的非制度和反规范的习惯做法转变成公共领域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东西。因此，吉登斯又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路子重新将这样的社会想像成人人亲密互助友爱的有一定制度和规范的社会（A.Giddens1992)。在这方面，我的看法似乎与贝克和吉登斯大不相同，我认为亚政治涉及的是一个正好相反的运动形式，亚政治运动形式是要取代公共领域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东西，要将其转换成更加类似于私人领域的一些非制度和反规范的习惯做法。

　　随之而来的是在规范和价值之间取谁舍谁的问题。现代性的公共制度倾向于由某种规范性的东西所组成，而不是以某种价值性的东西为架构。而在规范和价值之间则是有很大差异的，就我们的论题来说，最重要的差异是，规范性的东西常常有一个客观性的程序，而价值则往往表现为一种带有主观性的判断。因此，现代宪法和现代法规条例常常建立在程序性规范的基础上，单个的人只能在现代宪法和现代法规条例所规定的范围内去追求其自身的价值。古代宪法往往是在所给定的社会结构中以一系列带有主观性判断的价值标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汉纳。阿伦特正是在这种语意背景下去解读现代宪法的，他认为，现代宪法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实用的功利主义政治为先决条件的，每一位单个的人都可以在现代宪法的范围内追求他或她自身所拥有的实际利益，在遵循一系列程序性的规范和准则的基础上，他或她可以千方百计地实现自身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而古代政治，以古希腊政治模式为例，恰好与此相反，不是以实用的功利主义政治为先决条件，而是以带有主观性判断的价值标准为施政基础(S.Benhabib1996)。

　　我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要把当前正统的社会形态回归到古代政治形态中去，相反，我正在讨论的是一种全新的反思性社会，它不以某种规范性的结构为基础，也不是以实用的功利主义政治为先决条件，而是以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等一系列带有主观性判断的价值标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现代性中，特别是在反思性现代性中，实用的功利主义政治将不复存在。因此，古典社会学强调通过对比来区别规范和价值。古典社会学家，例如，帕森斯早在1951就曾经思考过简单现代性问题，在简单的现代性中，规范化的东西很显然只是一个关于公众生活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国家的社会作用之类的问题，而价值则是涉及到主张或坚持某一种模式的问题（T.Pasons1951)。价值属于文化性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性范畴(规范属于社会性范畴)，价值好比是一个机械装置，文化就是通过价值这一机械装置一代一代地传衍下去。价值的适用范围最初是在私人生活领域特别是适用于家庭生活之中。价值最初是指围绕着出生、死亡、婚姻、战争、对儿童扶养与教育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以个人的道德品行、曰常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规范是植根于法则规则之中的，而价值则不同，它基本上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帕森斯将价值设定在私人生活领域而现代西方宪法假定规范适用于公共生活领域，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值得注意的是，帕森斯的假定与现代西方宪法所作的假定非常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这正如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的，就单个的人来说，各自有各自的价值观念，价值是私人的、个性化的、带有主观性的一个范畴。对反思性现代性持批评态度的风险文化时代，确切地说，并不是一种制度化规范性的社会，而只是由处于社会边缘的各种社团群落和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各种价值群体所组成的对反思性现代性持批评态度的社会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社会形式只是一种文化形态，即风险文化时代所体现出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因为，对反思性现代性持批评态度的风险文化是以价值为中介而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以规范为中介。这种社会形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这一点与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不同的，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中还没有出现可以涉及全人类存亡的风险，传统社会形态所体现的是一种安全文化。而在未来的风险文化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技术资本主义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的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巨大风险。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就是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不过在风险文化时代，人们更多地不再是通过理性的精确计算和颇具规范性的假定来排除风险，而只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运作方式，特别是通过具有象征性的理念和信念来处理好涉及风险文化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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