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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文学”与“现代文学”

　　在讨论“当代文学”的生成时，我们无法离开对“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概念的考察正如前引的陈思和文章中指出的，“新文学”概念(或作为文学史学科的“新文学史研究”）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之间的使用，呈现为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指出，“新文学”概念(或“新文学史研究”)被“现代文学”(或“现代文学史研究”)取代的过程，也就是“当代文学”概念或“当代文学史研究”)生成的过程甚至可以说，这种“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概念的更替，正是为“当代文学”提供生成的条件和存在的空间。

　　大致在5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著和作品选，大多使用“新文学”名称=在这期间，“现代文学”概念很少见到，个别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也主要作为“现时代”的时间概念使用，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王丰园，1935)，《新文学概要》(吴文祺，1936)，《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壁主编，1935-1936)等同样使用“新文学”名称的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虽然晚至1982和1986年才正式发表，但都产生于二三十年代，是作者在学校里授课的讲稿。使用“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50年代一段时间。除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外，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1951，下卷1953)，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1956)，这些出版于5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史著作，也都称为“新文学史”。

　　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迅速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冠以“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后大陆文学的史著，也应运而生5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这种概念更替，粗看起来会觉得突然，实际上它的演变逻辑并非无迹可寻。这种更替，是文学运动的开展的结果当时的文学界赋予这两个概念不同的含义当文学界用“现代文学”来取代“新文学”时，事实上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是在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文学规范体系，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

　　在二三十年代，因为在时间上和心理上与发生的事情有较近的距离，因此，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及这一“革命”的成果的陈述，尤其在事实的限定和材料的处理上，不同的作家和学者之间，有较多的共通性他们大体上把“新文学”，看作是对“旧”文学(或“传统”文学取得革命性变革的文学现象尽管如此，对“新文学”的陈述和阐释，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不同，且预示着立论和阐释方向上后来的严重分裂在上面已经提到的新文学史论著中，以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作家》(钱杏）、《论民主革命的文学运动》(冯雪峰)、《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等著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点，也能看到许多的分歧;看到不同的立足点，不同的取材方式，不同的评价体系。这种历史叙述的不同，与叙述者的身份，知识背景，个人的历史处境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连，为他们所信奉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所制约，当然，也表达了不同集团、派别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评价和未来设计在梁实秋那里，可以看到他对白璧德等的“新人文主义”理念的应用，看到对“新文学”的“浪漫”倾向的批评和对文学的节制?纪律的提倡在钱杏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他的“新时代的眼光”的激进尺度，如何把鲁迅、郁达夫、叶圣隊徐志摩、茅盾等归入落伍或抓不住时代而开始“反动”的行列在朱自清那里，历史的复杂存在被尊重(换目前的一种说法，就是承认“现代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文学进步的理想中，作家的各种主张和创造被相当宽容地包容，尽管他并非缺乏自身的思想艺术态度……对“新文学”的各种历史叙述方式，在三四十年代，如果可以区分为几种主要类型的话，那可能是：侧重于“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自律”的立场的叙述;强调文学的启蒙功用和文化批判立场的叙述;以阶级分析和文学与经济、政治的决定性关联为依据的叙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