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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连同在此前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论著，对中国社会现状作了系统的分柝《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对中国左翼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学史研究也不例外。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观察文化问题的方法论，确立了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政洽经济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前者对于后者的“决定”作甩他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这为左翼文学界开展的文学运动，和与这一运动紧密相连的对文学的历史叙述(文学史研究），确立了应予遵循的原则从文学史叙述的方面，这一原则可以称为多层的“文学等级”划分毛泽东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形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因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是，他又认为，在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并且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领导权已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它已不属“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将导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这一论述，在文化的分析上，必然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与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份和阶级政治力量相对应，“文化”也不是一个“整体”，而有各种文化形态，需要从分析其阶级性质来加以区分，并确定不同文化形态的等级地位。“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反动的，“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反映新的经济基础和先进阶级的意识的，则是“新文化”。但是，第二，“新文化”也不是一个无须作进一步分析的“整体”，它同样也由各种不同的因素构成它们组成“统一战线”。各种因素、力量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不是对等的，有主导与非主导、团结和被团结、斗争和被斗争的结构性区分。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段的文化，则属于通过斗争、团结而予以争取、改造的因素。第三，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因而，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当然不是革命的终点，在完结革命的第一阶段之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因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必然要发展为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文学发展阶段的问题，伴随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确认而被确认这是以“不断革命’。方式建立“新文化。的主张在20世纪，这种激进的文化主张虽然早已存在，并在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倡导、论争中进一步意识形态化但是，40年代初的这一论述却有其重要意义这不仅指这一理论的建构，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分析来达到，因而更具说服力。更重要的还有，与既往的激进的文化主张不同的是，它与现实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并在政治运动中，不断推动其“体制化。的实现(激进文化主张作为众多的文化观念中的一种是一回事，这种主张在政治权力的保证下成为体制化的规范力量，又是另一回事）在文学史的概念问题上，这一论述引发的结果，是赋予“新文学。(后来便用“现代文学。来取代）以新的涵义，而作为比“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更高阶段的文学(它后来被称为“当代文学”），也已在这一论述中被设定5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对于“新文学”概念的取代，正是在文学史叙述上，从两个方面来落实《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一是新文学构成的等级划分。正如周扬等组织、由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绪论”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它包含着多种阶级成分一一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残馀的封建文学”和“法西斯文学”;这时使用的“现代文学”概念，是在划分多种文学成份的基础上确定主流，达到对“新文学”概念的“减缩”和“窄化”。二是文学“进化”的阶段论。不像“新文学”在时间范围上的不很确定(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作为“附录”，还是写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章，而明确“现代文学”是指“五四”文学革命到1949年的这一时间。至于1949年革命性质发生变化之后的文学，需要有另外的概念来指称；因为文学的性质也已经不同。这从文学时期的划分上，从“学科”分界上，“厚今薄古”地确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的阶梯(等级)序列。

　　三、“当代文学”的生成

　　一般都会认为，出版于50年代初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第一部”“力图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的新文学史当然，严格说来，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稿《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才是最早以《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新文学史论述基准的尝试但“讲义提纲”迟至80年代才正式发表，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对文学史研究产生直接影晌至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连同刘绶松、蔡仪、张毕来等50年代的著作），虽然仍使用“新文学”的概念，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已经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不过，《史稿》虽然“力图”贯彻《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思想”，但也还不是那么“彻底”。尤其是具体作家作品的选取与品评上，显然与“指导思想”存在许多矛盾。因而，它多次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