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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化问题论述，不仅制约了对文学历史的叙述，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文学路线的方向和展开方式也就是说，对“当代文学。的生成，需要从文学运动开展的过程和方式上去考察基于这一理解，这里使用了“预设”和“选择”这两个词。“预设”的含义，类乎有学者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那种“逆向性”特征：即从一种文学形态的理想出发，展开创造这种文学的实践不过，“逆向性”其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本世纪中外那些先锋性的文学实验，都是以理论设计“先行”的方式进行;并非中国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才是这样不同的地方可能是，有些先锋性的文学运动的推动者，他们关注的是这种实验自身；而中国现代激进的文学实验者，则把他们的“预设”看作是必须导向全局性的，而伴随着强烈的对“异端”的排斥。这样，“预设”就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的构造，而且是这种文学形态在整个文学格局中支配性地位的确立。

　　对“当代文学”生成过程的考察，应该从40年代后期开始。40年代初的延安文艺整风和延安文学实验，可以看作是“当代文学。的“直接渊源”：它被左翼文学的主流派看作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并认为是“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新中国”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将要出现被预告和被感知的情势下，把这一文艺方向推向全国，成为全局性的文学构成，是40年代后期左翼文学界关切的主题当然，在“战后。的日益政治化、冲突日益激烈的文坛上，随着政治变动而产生的各种文学力量重组的前景，是许多作家都感觉到的。不同思想倾向和创作追求的作家和作家群，为着自身的主张的实现，和其它的派别构成紧张的关系但是，有“资格”和能力为文学的“全局”建立规范，左右文学界的路向，对文学实施有效的选择的，只有左翼文学力量。这种支配性的地位的取得，一方面靠左翼文学的威望和广泛影响，它对于民族意识和情绪的较有成效的表达另方面，又是因为正在迅速取得胜利的政治力量的保证1948年，朱光潜攻击左翼文学界“以为文艺走某一方向便合他们的主张或利益，于是硬要它朝那个方向走，尽箍制和奸污之能事”。这种说法，自然是出于和左翼文学在政治、文学观念上的巨大分歧，但更在表达对“硬要它朝那个方向走”的文学一体化的不满一一这种不满，从心理上说，是意识到“政府的裁判”外的“另一种'一尊独占’”的力量的强大和难以抗衡。

　　左翼文学界在推动“当代文学”生成上所作的“选择”，是对40年代作家作品和文学“派别”进行“类型”的划分。类型分析的尺度，是对文学观念、作家作品的“性质”进行阶级分析。这种方法在20年代后期，就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所实行;他们将苏俄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确立的这种理论和策略，应用在对当时文坛状况的分析中。这种尺度，直接从左翼作家把文学看作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中导出，来自于他们对文学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关系的理解。但是，也与现代中国文学与现实政治的特殊联系的状况相关因而，在40年代后期，这一尺度的实施，便完全以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形态的分析作为依据。当然，作家和文学作品，作家的观念、情感和文化态度的表达，清楚地按阶级属性加以区分并非易事一一因为难以提出可以确定把握的方法创作本身的复杂性，政治观点与创作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使类型边界的确定变得困难，在阐释上也就留下很大的随意性空间不过，这可能也是左翼的类型分析者所希望的：最后，能成为重要依据的，将是作家现阶段的政治立场，即对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运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