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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三种情况极为困难和罕见，普遍出现的是第一和第二种情况。

　　这是因为，流亡作家大多是在成年以后才移居国外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童年的记忆和教养是最深刻的、不可转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实际上都生活在他的前半生中。也就是说，我们的前半生已经塑造了我们基本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日常生活习惯，后半生不过是对前半生的回忆而已。

　　由此，流亡者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成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按照拉什迪的说法，“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他丧失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于是他感到了自由后的失重，产生了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向何方？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更深刻地理解一些流亡作家离开母国后的肺腑之言。印裔英藉作家奈保尔在上世纪80年代与人谈起50年代他刚从特立尼达移居英国牛津的那些日子时，还是心有余悸：“那是一个困难的岁月我非常孤独。……由于陌生和寂寞，我产生了精神混乱。远离家乡，远离熟人。牛津，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显然，一个人始终是个局外人。”

　　如此看来，昆德拉在西方世界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就多了一层文化含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仅有无家庭责任之“轻”，也有无民族根基之“轻”、无文化家园之“轻”和精神失重之“轻”。可以猜想，小说主人公托马斯喜欢听的贝多芬的那段旋律肯定也曾在作家昆德拉的耳中回响过，“必得如此（流浪）？必得如此！”

　　无独有偶，华裔美藉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开头也有一段有关“轻”与“重”的描写。小说主人公之一吴精美的母亲逃出内战纷乱的中国时，带着一只美丽的白天鹅进入了纽约移民局的办公室。但为了获得签证，她不得不放飞天鹅，只留下一根洁白的鹅毛，作为越界后的见面礼送给女儿。在汉语文化中，鹅毛虽然轻飘凡却荷载了沉甸甸的象征意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作家用这个高度浓缩、富于文化意蕴的形象作为这部描写两代中国移民生活的小说的开场白，其蕴含的失重感、民族忘记和寻根意识是不言而喻的。

　　2.失语·杂语·羊泾浜语

　　语言是文化之根、民族之母、集体记忆之载体。流亡作家的文化身份危机和寻根意识首先在“失语症”上得到表现。流亡作家的“失语”是双重性的，既是语言的更是文化的。流亡者来到异国他乡用一种自己不熟悉的语言与人交流，必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即使能够熟练使用移入国的语言的人们，也会经历一个类似婴儿脱离母体的失语过程，将自己的母语的思维习惯逐渐转化为移入国的语言一思维习惯。在此过程中，与母语相关的文化记忆也渐渐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