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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裔英藉作家拉什迪的小说集《东方，西方》中有一个短篇题为《朋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绰号叫“肯定玛丽”的印度老太太，她虽在伦敦生活多年但说起英语来仍相当费劲，特别是字母“P”对她来说是个大问题，她常读作“F”或“C”。她推着购物车经过门厅“去购物”（goingshopping)时，会告诉门房说“去电击”（goingshocking)回来时，当门房主动上前要帮她把车提上前门台阶，她会回答说，“好的，跳蚤(fleas)，”其实她想说的是“好的，请(please)。”她乘电梯上楼时，还会隔着铁栅栏对“门房”（porter)喊，“喂，求爱者(courter)，谢谢你，肯定是的”等等。

　　后来，这位老太太实在受不了发音不准、交流不畅而被人误解、受人歧视，她患了心脏病，身体就像泥塑一样，随时都会崩塌。最后她终于宣布了一项决定，“我知道我有什么病了，我需要回家……天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国家。”多年后，她的外甥女写信告诉小说叙述者“我”，她的外婆已届91岁高龄，在老家安度晚年身板仍然很硬朗。

　　在同一部小说中拉什迪还写道：

　　不只是“肯定玛丽”和我父母会碰上麻烦。我的同学也取笑我的-些孟加拉式英语表达。比如我用“喂大”代替“长大”，（比如“你在哪里喂大”），该说“三次”我却说“三番”，应该说“拦板”我却说成“干板”。又把所有的意大利面食都叫成“通心粉”。

　　其实，拉什迪在这里提到的还只是一种表层的失语。对于某些年轻人，它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治愈。而深层的失语，即对某种语言背后的文化价值内涵难以理解和融合贯通，则可能会在流亡者或移民们身上留下永久的烙印。正如乔伊斯笔下的那位流亡艺术家斯蒂芬·达德路斯在面对他的英语指导老师时敏锐地意识到的：

　　我们所讲的语言首先是他的语言然后才是我的语言。在他口中和在我口中，“家”、“基督”、“麦芽酒”、“主人”这些词是多么不同！我阅读或书写这些词，灵魂不能不骚动不安。他的语言是如此熟悉又陌生，对我来说永远是-种学来的言语。我没有创造或接受它的词。我的声音无法接近它们。我的灵魂在他的语言的阴影下犯愁。

　　现已加入法国籍的米兰。昆德拉如今面临的正是当年乔伊斯一达德路斯面临过的语言困境。他认识到，“在语言中思考和叙述是全然不同的两码事”，“我能用法文思考……然而，我却不知道如何用法语讲一则有趣的故事。本来听着好笑的故事会变得死板和笨拙。”

　　如果说上述英法流亡作家遇到的是失语问题，那么，对一些拉美作家来说，他们遇到的则是杂语问题。拉丁美洲是欧洲最早的殖民地，来自西方殖民者的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历经数世纪的矛盾、冲突和磨合后，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杂交文化景观，并在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寻求现时》一文中，奥古塔维奥·帕斯对拉美作家面临的语言问题作了深刻的阐发。他说：“语言是超越我们称之为民族的政治和历史存在的巨大的现实。我们在美洲言说的语言证明了这一点。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相比，我们的文学特别依赖于这个基本事实：它们是用一种移植的语言书写的文学。语言诞生于本地的土壤，由共同的历史哺育成长。欧洲的语言从其本地的土壤和传统中连根拔起，被移植到一个陌生的和无名的世界中：它们在新的土壤中扎下了根，当它们在美洲社会中成长的时候，它们经历了变形。它们是同一种植物，但又是不同的植物。我们的文学不是被动地接受移植的语言的变化的命运，而是参与了并加速了这个过程。不久它们就不再仅仅是大西洋对岸的回声：它们成了欧洲文学的对立面，常常是一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