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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失语、杂语背后还隐含着一种权力支配关系。移居国政府为了统一文化及价值观，往往要求移民抛弃自己的母语，学习居住国的语言，以使他们完成文化心理的转换，而这必然引起移民的本能的反抗。通过文学创作，确认语言、文化差异，以反抗普遍语言（如英语）霸权，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力和文化身份，是许多移民作家的语言策略。正是在融入的意愿和反抗的意愿共存的张力中，出现了平衡对抗、缓和冲突的混合语或洋泾浜语。

　　在一篇题为《母语》的散文中，谭恩美提到了语言问题。作为移民的第二代，她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合乎语法的英语。但她的母亲说的则是一种被称为“破碎的”或“断裂的”英语。谭恩美说，“使我烦恼的是除了用'破碎’之外我找不出其他办法来形容它，仿佛它是遭破坏的，需要组装好，仿佛它缺乏某种整体性和正确性。”她小时候就是在这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上中学，她的其他课程都能拿到A，就是英语差强人意，只能拿B为了证明自己能说能写标准的英语，她放弃了原来报考的医学预科，大学一年级主修英语。毕业后，为了证明自己已全面掌握英语，她开始用精心制造的句子写作小说。但最后，她决定用陪她长大的英语写故事，用跟母亲平时讲的“简单的”或“破碎的”英语写故事。她终于成功了。在她看来，成功的标志不是批评家的评论，而是她母亲在读完《喜福会》后对她宣布的裁决：“好容易读。”

　　谭恩美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流亡作家和移民作家共同面临的困境和两难选择：如何既融入主流社会，又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运用“洋泾浜”或“破碎的”英语看来不失为一条出路。

　　与此相似，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她的成名作《最蓝的眼睛》（1970)中，以独特的小说语言探索了代表白人的学校教育和代表黑人的家庭教育之间的巨大反差对黑人孩子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全书三部分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第一部用准确、直接的“标准英语”写成，象征白人世界及生活方式对黑人家庭及孩子的生活的渗透。第二部重复了第一部的故事，却有意用一种不规范的、没有大写字母和标点符号的、纯粹口语化的英语写成，显示了两个黑人家庭是如何在种族主义的环境下艰难生存的。第三部则用一种没有变化的、纯粹是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似乎不指称任何意义的语言写成。整个小说体现了强烈的族群语言意识。

　　在90年代发表的《剥夺的语言与语言的剥夺》一文中，莫里森更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交流中体现的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以及语言与差异政治或“承认”政治的关系。她说：“性别歧视的语言、种族主义的语言、有神论者的语言一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附有控制和监督使命的语言，它们不允许，也不可能允许新的知识，它们也不会鼓励思想的交流。”当代美国批评家查尔斯·泰勒指出，“对于承认的需要，有时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今天，代表了少数民族、贱民群体(subaltern)和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者的这种要求，成为政治，尤其是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中心议题”。流亡（移民）作家强烈而自觉的语言意识正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