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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近20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的流行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和国际水平缩短了时间差。而相比之下，理论批评和研究却显得明显的"滞后"。最近我们非常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之手笔的作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们叫做中文语境中的"流散作家"(diasporicwriters)。当然这个词过去曾译成"流亡作家"，但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这些作家又不仅是离散，其中有些人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识地自我"流散"的，这种流动的和散居的状态正好赋予他们从外部来观察本民族的文化，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描写本民族/国家内无法看到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将其译作"流散文学"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四海为家，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20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当然对流散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过程所造就的流散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过程的演变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线索。

　　广义的流散写作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甚至文艺复兴时期。那时的具有流散特征的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on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o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o吐温、杰克o伦敦等作家的部分小说，但并不说明作家本人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o贝娄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可以说，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当然，对流散的现象并不可以一概而论，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流散或流离失所以及所导致的身份认同方面的后果，当代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入的研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描述了流散族群的状况，"作为一项知识使命，解放产生于抵制对抗帝国主义的束缚和蹂躏的过程，目前这种解放已从稳固的、确定的、驯化的文化动力转向流亡的、分散的、放逐的能量，在今天这种能量的化身就是那些移民，他们的意识是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意识，是介于不同领域、不同形式、不同家园、不同语言之间的政治人物的意识"。这些体会和富于洞见的观点均体现在他出版于上世纪末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开ejectionson?^iJeandOtherAssays,2000)-书中。在收入书中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赛义德作为一位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后裔，是一位典型的流散知识分子，他把自己称为一位"流亡者"。在长期的客居他乡的生活中，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中。那么他本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流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著述之动力的呢?赛义德一方面并不否认流亡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然而，我又必须把流亡说成是一种特权，只不过是针对那些主宰现代生活的大量机构的一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毕竟流亡不能算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一生下来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是假设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而非放纵或懒散的）主体。从上述两段发自内心的表述来看，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离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