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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

　　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因此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是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的多样性，颇为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由于流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展的当代现象，对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还有待于另文专述，本文的目的只是提出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写作所导致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

　　三、华裔流散文学与多重文化认同

　　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北美文化理论批评界，在这方面，跨学科的学术理论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JJguiry)起到了某种导向性作用。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认同的政治"（identitypolitics)方面的论文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约请凯姆·安瑟尼·阿皮亚(KwameAnthonyAppiah)和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Gates,Jr.)将这些论文编辑为一本题为《身份认同》（Jdentities)的专题研究文集。从该文集的标题来看，两位编者以及各位作者已经自觉地达成了某种共识，即身份认同已经不是单一的现象了，而是裂变成了多重指向的复杂现象。因而对之的研究视角也自然是多重的。正如两位编者所言，"来自各学科的学者都开始探讨被我们称为认同的政治的话题"，这显然是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本真性"的尝试一脉相承。在两位编者看来，"对身份认同的研究超越了多学科的界限，探讨了这样一些将种族、阶级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女性和男性同性恋研究交织一体的论题，以及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族裔研究和区域研究中的族裔性等相互关联的论题"。毫无疑问，经过十多年的讨论，这些研究滋生出了当今学术争鸣的许多新的理论和学术话语。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研究就是目前广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所使用的一种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既然流散写作本身已经同时在几个层面跨越了固定的"界限"：学科的、民族的、语言的、文化的以及人种学的，因而从认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华裔流散作家群体目前主要生活在欧洲、澳洲和北美，就其文化和文学上的成就而言，居住在北美的流散作家成绩最为卓著。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黄哲伦、伍慧明等早先的流散作家以及哈金、裘小龙等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直接移民去美国的流散作家已经以其自身的文学创作成就为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美国的文学史家在撰写当代美国文学史的时候已经自觉地将他们的创作成就当作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是用英文撰写的，并且率先在北美的英语图书市场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因此，北美乃至全世界的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一媒介而达到的。他们对中国的介绍和描述是否客观真实将直接影响到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的了解。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试图认同中国为自己文化的母国，但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妖魔化"大合唱，因而客观上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形象的"期待"：从一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自己本民族的弱点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剖析。

　　既然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流散文学现象中表现出独特的特征，那么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处理异族身份与本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的呢？正如对华裔流散现象有着多年研究的王赓武所概括的，"在散居海外的华人中出现了五种身份：旅居者的心理；同化者；调节者；有民族自豪感者；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必然涉及对流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如前所述，流散文学又是一种"漂泊的文学"，或"流浪汉文学"在当代的变种，或"流亡的文学"，它自然有着自己发展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因此通过阅读华裔文学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许可以使我们更为了解漂泊海外的华人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他们又是如何在强手如林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和文学创作界异军突起乃至问鼎诺贝尔文学殿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