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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讽是西方'文论中小说叙事学方面的重要概念，它源自于希腊文elrmua，原指希腊戏剧中一种佯装无知的角色，他最早出自戏剧里的角色Eiron（伊隆），这是一个“佯装无知”的人，他的对手是Alazon（阿拉宗），这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伊隆在阿拉宗面前总是装的愚蠢无知，给对方造成错觉，而在辩论中总是让阿拉宗不攻自破。基本性质是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自身的无所知。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前，反讽一直是一个修辞格，德国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兄弟首先将反讽扩展成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1921年，英国诗人艾略特指出，玄学诗须经得起“反讽式观照”的意见，至克里恩司，布鲁克斯“新批评”的反讽论基本形成。
　　反讽，在80年代中国的小说领域逐渐“火”了起来，像王朔、余华、李锐、莫言，特别是以刘震云、刘恒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家们，都把它作为一种理解、表现现实的美学法则和重要的表达方式，而成为其小说的艺术要素之一。在刘震云等人的小说中，反讽，或呈现常规与彻骨的真实之间的对抗；或对读者的常规阅读期待造成颠覆效果；或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故意说傻话，最后再证明这傻话其实是真理，让高明的对手大出洋相；或故意把话题轻描淡写，而在这种看似轻松的话题背后潜伏着强烈的情绪；或者别有用意的把话题说的很强烈，实际上是暗指与之相反的弦外之音……。总之，反讽的表现形式在其作品中频繁出现，风姿百态，蔚为大观，诸如嘲讽、调侃、自嘲、戏仿、隐喻、复议、夸张等反讽的各种变体和实施的途径，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新奇而又陌生的感受，消费者的惯有接受习性和观念受到重重的打击，从而产生迷蒙的震颤和启迪。
　　以上是对反讽这一叙事手法的浅层概述，下文试以刘震云的创作作为个案，在感性的基础上具体理解反讽的本质特征，基本要素和种类构成，以此审视刘震云小说的独特叙事方式及审美价值。
　　作为一个竭力以自己不倦的刁刀再现原生态的乡村生活的新写实干将，刘震云对乡土社会的关注一开始就摆脱的田园牧歌模式，他记忆中的河南农村没有废名“唐人绝句”式的空灵境界，亦区别与汪曾祺高邮故乡那种淡泊悠闲的奇风异俗，与之相对的，着力于剖析社会存在中矛盾冲突的本质和生活苦涩的无奈是他此时期创作中一个鲜明的特征。用刘震云自己的话说：“情感的好恶，对家乡的反叛或者依恋，都是和故乡中某些具体的东西相联系…‘在我的小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与故乡有关。这个有关不是主要说素材的来源或者以它为背景等等，而主要是说情感的出发点。”在这种情节的引导下，作家开始了自己的精神之旅，《塔铺》的写作对象便是一群拼力从土地上逃离的农家子弟。它的叙事是一种经过主体视觉和经验渗透的叙事，而这种主体性的生命体验，正是实现反讽叙事的必要前提，因为反讽本身的构成要素之一便是作者在小说中的非之陈式修辞性介入。《塔铺》虽是1987年刘震云以反讽叙事的话语代替早期以悲剧叙事为代表的表达方式的处女作，但它通篇从语言到结构上，形象阐释了反讽的独特审美魅力。可以说，《塔铺》是刘震云反讽叙事的始作俑者，同时亦是作者自如运用反讽手法的成熟之作，以下试以《塔铺》的具体文本创作为基础，透析充斥于其间的“反讽”手法的运用。
　　如反讽手法的集大成者D“C”米克所言，反讽有词语反讽（字面反讽）和情境反讽之分：一方面，所谓词语反讽是指“反讽者本人具有反讽性”“发现一连串词语的字面含义根本不在字里行间，那里有的到是与之矛盾的含义”在《塔铺》中，面对政治考试的失败，“耗子”所言：“我都认识这些题，但这些题都不认识我，”“才在这道题上写了几个字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些改卷的王八蛋能给我分吗？”在数学试卷中写到“党中央，教育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你们写信，卷上的考题我不会答，但我的心是向着你们的。让我上大学吧，我会好好为人民服务……”这些极富戏谑性和荒诞不经的言行举止，发生在如此庄严，神圣的高考中，不能不说是对权力话语的一种揶揄，调侃和嘲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尊严被一种反讽的力量颠覆和瓦解，这是一种娱人而又自娱的反讽嬉戏，在话语的揶揄中，昔日的政治意识形态大厦已轰然倒塌，把政治话语纳入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是新写实小说制造反讽的最常见的方式，它一方面表明日常话语对政治话语的决裂，再也不象“革命”年代那样要把日常的话语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来表述——就像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那样；另一方面又表明政治话语及其固有表述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的孑遗——就像肥皂剧《我爱我家》中那位老爷子面对日常琐事却爱说革命的大道理一样，不那么说，他就会犯失语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