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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期见证了中国翻译的又一次高潮。然而，这次翻译高潮是以梁启超、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为了配合其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而兴起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功利主义的目的。此时提倡译介域外小说的一个原因是“中体西用”的失败。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清政府打开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当时的人民意识到本国不仅在军事实力薄弱，而且在政治、科技以及文化等方面都见败于他国。由于西方思想文化不断地入侵，中国的主流价值文化受到威胁，传统的意识形态也在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试图寻求救国之道。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改革本国的社会政治体制。然而，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打破了他们利用西方科学技术救中国的美梦。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中体西用”，认识到这一模式无法救中国。因此，改革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提倡翻译外国的政治、法律、哲学、教育等当时本国缺乏的书籍。“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有识之士认识到清政府无法担任救国救民的重任，转而寄希望于普通民众。他们认为翻译外国小说有助于开启民智，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提倡译介域外小说的另一原因是小说界革命。晚清时期，小说不属于正统文学，被学者冷落和忽视，因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陈平原，2005：3）。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学变革中，“小说界革命”成效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陈平原，2005：4）。1902年，梁启超创立了《新小说》，为理论学习和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虽然新小说并未完全摆脱传统的写作模式，宣扬传统伦理道德，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种小说类型的发展，包括被归类为冒险小说的《鲁滨逊漂流记》也得到了学者和译者的重视。
　　4.2《鲁滨逊漂流记》中译本发挥的作用
　　《鲁滨逊漂流记》于1902年首次被译介到中国。事实上，沈祖芬早在四年前就完成了译稿，但直到1902年才被发表。该小说被视为冒险小说，用以激发民众的冒险精神（陈平原、夏晓虹，1997）。如同沈祖芬在其《译者志》中提到，此小说借主人公鲁滨逊的冒险精神达到救亡图存、唤醒民众的目的（吴泰昌，2011）。译者在从事翻译过程中会受到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埃文一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翻译作品之间至少有两方面是有关联的，一是选择原文的原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跟译语文学的本国并存系统相关，一是翻译作品采取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政策必定跟其他的本国共存系统息息相关。
　　埃文一佐哈尔还提出，假设翻译文学可能是一个中心或边缘系统，不一定等于说整个翻译文学都处于同一位置。作为一个系统，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而就多元系统的分析角度，关系的界定，往往是以中心层次为着眼点，来观察系统内的各种关系。这即是说，在某部分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同时，另一些部分的翻译文学可能处于边缘位置（埃文一佐哈尔，2000：121）。在1902-1949这一时期，政治、科幻以及侦探小说占据中心位置，而冒险小说则处于边缘位置.
　　作为文学多元系统的子系统，翻译文学总是处于边缘位置。若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翻译文学会转而占据中心位置。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属于该情况。在此期间，中国本土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渐渐处于弱势，因而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伴随翻译作品涌入中国，给民众带来新思想。在1919年之前，只有三个中译本在上海刊出，其中包括林纾和曾宗巩的合译本；而在1919-1949年期间，先后出现了12个中译本，几乎是之前的四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