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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园地里，加拿大人诺思洛普·弗莱以其独树一帜的原型批评理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弗莱的文论不仅借鉴了许多语言学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而且提出了自己对于语言学的一些真知灼见，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文学理论与语言学这种相补相融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弗莱文论语言学

　　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流派都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更是直接推动了文论史上的“语言学转变”：对于“言语”和“语言”的划分，启发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理论，影响了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有关语言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探讨，直接指导了罗曼·雅克布森关于文学语言诗性功能的研究。弗莱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使用科学的方法；而语言学作为人文学科中最科学的学科，显然会得到弗莱的特别关注，事实上，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便是直接受益于语言学理论而建构的。不仅如此，弗莱更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于语言学的看法。

　　一、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写道：“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1]弗莱在建构其“原型批评理论”时就借用了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模式，试图写出一部意象的语法。在弗莱这里，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模式被转换成原型与其变体之间的关系。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实际效果，必须有语言；而语言的建立也必须以言语的运用为前提。在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原型与其变体之间的关系正如语言和言语一样：作家在进行具体的文学创作时会参照集体性的文学原型，就像人们平常使用言语时会以语言为模型一样；但其写出来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拘泥于原型的，而是带有作家自己鲜明的风格特征，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原型的丰富化，恰似言语在促使语言的演变。

　　除了提出语言和言语这对概念，索绪尔还将语言符号分为所指与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一划分也被弗莱运用到其文论当中。象征系统的构建是弗莱《批评的解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照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象征与象征意义的关系。“语言学上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能指的指意功能基于能指的彼此差异性，而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而象征与其象征意义不是人为的粘合，而是自然的指示关系。”[2]弗莱指出，象征与象征意义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例如，“龙”在中国是瑞兽，是吉祥、幸运、成功的象征，而在西方则带有邪恶的意味。可以说，弗莱的象征是一种文字画像，其所指并没有消失，而是为象征所构成的能指链所渗透和包容。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弗莱的语言世界能够既自我指向，自我衍生，又渗透且包含客观世界，而不像后结构主义的文字世界那样混乱而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