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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元语言

　　“自从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效仿亚里士多德遗著的编纂者造出“metamathematics”（元数学）一词之后，借助于加前缀“meta-”（元）而构成的新概念和新术语便不断涌现出来”[3]，例如下面要提到的元语言和元批评。

　　“元语言理论萌芽于为消除‘悖论’中的逻辑矛盾而提出的类型论思想，直接导源于为定义真理概念而提出来的语言分层理论。”[4]尽管语言学界对元语言的理解还不尽一致，但大都同意把元语言看作是用以分析和描述对象语言的语言。“元批评以分析、考察某种批评的概念范畴、逻辑构架、方式方法、价值原则为主要目的，它的作用主要不是作出解释性和评价性的陈述，而是追溯和考察这类陈述的逻辑，分析我们作出这些陈述时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所应用的代码和模式。”[5]弗莱自觉地从学科性质、批评的必要性、批评原则、批评方法等角度，对文学批评自身展开了讨论，其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文学文本或特定的文学现象，而是对每一次文学批评实践本身进行反思和内省。批评的自反性始终体现在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当中，所以弗莱的批评理论被称为“元批评”（metacriticism）。

　　元语言的语言学观念为其他领域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弗莱所建构的元批评就受其影响。将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之间的关系和元批评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其相似性。元批评是批评的批评，元语言是语言的语言，元批评可以看成是批评的“元语言”，即一种关于批评的语言，一种关于另一种语言的语言，它达到了一个可以仔细观察和公正研究自己对象的高度。使用元语言所提供的方法论，弗莱的元批评重新确立起文学批评的学科地位，直接推动了文学批评的范式转换，使批评真正走向独立。

　　三、语言的循环模式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提出文学发展循环论后，又在其另一部著作《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提出了语言模式的循环理论。弗莱将维科所提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三个时代（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的理论应用于人类语言发展史上，将其描绘成一个巨大的语言循环。“每一个时代都产生一种它自己的语言，这样我们就有了三种文字表达的类型。维科把它们分别称为诗歌体、英雄体或贵族语体和通俗体，我将它们称为寓意文体、神圣文体和通俗文体。”[6]

　　在弗莱看来，语言的第一阶段包括柏拉图以前的古希腊文献、《荷马史诗》，以及大部分《旧约圣经》的写作时期。这种语言几乎不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明显分割，而是强调主体与客体由一个共同的“力”或“能”联系在一起。词语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魔力，凡使用这些词汇的人都能获得某种动力或能力。例如，知道一个神或神灵的名字会使知者获得某种对它的支配能力；为他人取的名可能影响其性格；武士战斗时总要大喊绝招，好像是在释放某种能力。在语言的这一阶段，所有的词都是具体的，没有真正的词语的抽象概念。即使灵魂、勇气、感情、时间或思想这一类的概念在荷马史诗中都有很强的实体性。

　　语言的第二阶段是从柏拉图开始的，这一阶段的语言以文化为主，是一种被赋有特殊权威的语言。它更具有个性化，而且词汇基本上变成了将内心的思想或想法公开出来的表达形式，主体与客体变得越来越分割开来了。借助这一时期的语言，人们可以将智力活动与感情活动区分开来了，抽象成为可能，并且发展出“逻辑”的概念。苏格拉底在将死之际所表达的想法是在控制住感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极其透彻的思考，全然不同于《荷马史诗》中那些无法分割的思想与感情的混合体。此时表达的基础从隐喻的，即从表示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或力量或能的同一性的意思（“这就是那”），逐渐变成表示转喻的关系（“这指的是那”）。转喻的语言倾向于变成为类比的语言，即对于不能很直接地用词语表达出来的那部分现实进行文字摹拟。

　　语言的第三阶段大约开始于16世纪，这是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某些倾向同时产生的。在这一阶段，主体与客体完全分开，主体将自己暴露在客观世界的冲击之中。此时的语言主要是用来描述客观的自然规律，而且所用的语言也是最通俗的普通语言。科学的发展是过去一向不占优势的普通语言如今能够成为文化主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像“日出”和“日落”这样的词语仅在隐喻层面还保留意义，如果严格地按照科学讲，则只是错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