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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华在《〈第七天〉——由真实抵达荒诞》一文中有如下评论：“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年写作经验的小说家，余华不可能不知道若干零散事件（新闻素材）的介入会干扰、阻断甚至破坏叙事的整体感和流畅性。这更像是刻意为之，包含着一种对荒谬现实的拒斥性表达。而这种表达传达出的体验是：阅读的不适和生存的不适是同步的。我们阅读《第七天》文本所产生的荒诞和不适应感，跟我们体验现实时感受到的不适和荒诞，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梁振华，《〈第七天〉——由真实抵达荒诞》，《中国艺术报》2013年7月26日第3版）对于这一观点，我并不认同。郭沫若曾于1958年7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诗歌《太阳问答》，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感谢党啊感谢党，党是不落的红太阳。东风永把西风压，社会主义放光芒。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天顶上。”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感到溜须拍马，这与那个到处放卫星的时代氛围恐怕是同调互文的，那我们难道能因此而肯定此首诗是有艺术成就的吗？同理，难道说一部反映社会黑暗、人生悲剧的作品只要让读者感到不适就能使它自身的文学成就得到肯定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单纯探讨阅读体验的好坏是不能从整体上评判一部作品的。读罢让人感到酣畅淋漓的作品，可能是《西游记》，也可能是花边新闻娱乐八卦；读罢让人痛苦不堪的作品，可能是《尤利西斯》，也可能是秀才的八股文。小说的好坏固然一方面在于讲故事，重视叙事的整体感和流畅性，但另一方面也在于思想内涵的层面，二者兼得自是最好，如若不能，作家至少应该让读者从作品中收获一些东西。为了达到和现实的同调互文式的阅读效果，牺牲一些文本的整体感，也许无可厚非。但这种妥协和让步应当是为了思想内涵层面更好的表达才有意义。

 

　　作家方方针对小说和新闻的区别作过这样一个比喻：“仿佛一块石头扔进湖里，小说会贴着石头朝湖水的深处落下，随石头一起承受水压和水温，体会石头的处境，而媒体需要的是漾出的波澜和涟漪。”（方方，《追问到底，便坠入虚无》，《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1日第11版）从这个角度来看余华的《第七天》，会发现作品的一些明显不足。虽然作者可能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追踪现实、书写现实，但却并没有足够深入现实、解剖现实。文本中的二十一个涉及社会问题的情节段落，绝大部分都是经由书中人物之口转述的，如谭家鑫讲述政府官员白吃白喝、刘梅讲述打工的时候被客人非礼等。在人物的讲述之后，文本常常将叙述焦点转移到与之无关的地方，让被揭露的种种不堪的现实丑陋悬在文本中间，很难看到作者的价值态度，更难见到作者试图思考、试图解释的努力。

 

　　并不是说文学作品必须肩负为现实开方治病的责任，但作家应当在现象的描摹之后，用疏离的态度对现实有一种自觉，这种自觉导向的是思考和阐释现实的努力。所以好的小说要求作者不能仅仅复述现实水面的波澜，而要用笔触去感受石头在水底的处境。这一点，是我觉得余华《第七天》做的还不够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