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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道主义情怀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一系列社会巨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身处其中的日瓦戈医生，用哲学家式的冷静态度和人道主义情怀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深层思考。

　　虽然是出身于旧时代的贵族家庭，但是日瓦戈却清醒地认识到黑暗腐朽的沙俄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并热切期待着社会的变革。十月革命之前，日瓦戈在一次同拉拉的交谈中说：“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的忠诚而有成效！我是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精神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到来之后，日瓦戈直接抒发对它的赞赏：“革命是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1]227甚至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1]212他毫无怨言地放弃财产、挪让房间，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努力工作，与妻子岳父一道坚持度过革命时期的困难日子，“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1]320

　　革命浪潮在扫荡旧的封建势力的同时，也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接连不断的战争对俄罗斯大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到处都充斥着饥饿、暴行，一切都混乱不堪，民不聊生。无奈之下，日瓦戈医生一家离开了莫斯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稍稍安稳下来，日瓦戈又不幸被俘做了游击队的军医，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在战争中一起流过血，为捍卫共同事业而战斗过的阶级兄弟，有的竟倒在了自己战友的枪下。后来妻子和孩子被驱逐出境，永远离开了祖国，他的情人拉拉被迫无奈去了远东……

　　极端的暴力冲突，使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中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1]468。伴随而来的暴力不仅带来现实中的血腥，更对人的思想意识进行规范遏制，“道德秩序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1]556。

　　善良的心灵和人道主义胸怀促使日瓦戈进行更深层的思索，当他听因诺肯季讲流放中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他觉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1]556。那种“把对千篇一律感觉的模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的虚伪行为的规律性和透明度”[1]555让他恼火。个人的生命、价值被混乱碾压、抑制的社会现实让日瓦戈深感困惑和不满，窒息的环境下支离破碎的一切令他几近崩溃，让他无法作出理性的、全面的判断；“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1]525

　　三、情感的选择

　　日瓦戈与妻子东尼娅青梅竹马，她温柔贤惠、善良正直、对爱情忠贞不渝。“他爱东尼娅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1]358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

　　日瓦戈第一次见到拉拉就感悟到她的全部美丽与痛苦。之后他们在前线医院相识，家庭的责任感让日瓦戈竭力不去爱她，与她的交往“发乎情，止乎礼”。然而，与尤里亚金的再度相逢，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与拉拉的交往让日瓦戈有种负罪感，他谴责自己在东妮亚和家庭面前是个罪人，但感情上又无力自拔。处在感情与理性的矛盾中无法抉择的他，曾寄希望于外界的、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被迫参加游击队暂时缓解了日瓦戈内心深处的煎熬，然而逃离游击队之后，他的感情天平又重重地倾向拉拉一边。饱受了道德的折磨与责任感的煎熬，日瓦戈最终听从了心灵的选择。他和拉拉来到荒僻的瓦雷金诺，度过了一段世外桃源式的爱情生活，但是政治生活的旋涡还在时时裹挟他们。最后为了拉拉的幸福，日瓦戈主动从拉拉的生命中退出。二人的永久分离，使日瓦戈的生命全线崩溃，精神萎靡，“完全陷入对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不关心的状态中。”[1]537

　　如果说他与东妮亚的爱是相敬如宾，受理智和道德支配的，那么他与拉拉的爱却是契合心灵，自然而然的。

　　日瓦戈和拉拉“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因此，把人看的高于自然界，对人的时髦的娇惯和崇拜从未吸引过他们。变为政策的虚假社会性原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可怜的家乡土产而已，因此他们无法理解。”[1]576相似的精神理想、性格品质与生活追求让他们彼此深深吸引。如果说安季波夫与拉拉的婚姻是一段教条窒息人性、最终丧失自我的不幸历程，那么，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生活就是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这就是他们亲近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1]576

　　东尼娅在给日瓦戈的信中这样评价她与拉拉的不同：“我应当真诚地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不想说昧良心的话，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诞生于人世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单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她却使它变得复杂，把人引入歧途。”[1]483拉拉在少女时代因为生活的困窘，经不住诱惑，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后来她渴望远离肮脏腐朽的环境，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以一般女性少有的坚强毅力，独自承受巨大的不幸，并凭借诚实的劳动，挣脱了使她沉沦的罗网，开始独立自由的新生活。崇尚真实人性的日瓦戈没有因为拉拉的失足而厌弃她，反而因为她的缺陷、不幸，爱的愈发热烈。

　　小说中有两处对于拉拉的象征性描写：一处是，拉拉梦见自己被埋在泥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左边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1]56另一处是，日瓦戈医生听了女巫的话后产生了幻觉，看到利剑劈开拉拉的肩胛，在敞开灵魂深处露出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这些描写显示在日瓦戈心中拉拉正如俄罗斯母亲，对于“无可比拟的、历经苦难的，顽固而又癫狂，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怪癖”的俄罗斯母亲，他爱的那样深沉。这也使他与拉拉的爱，达到了更深层、更自由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