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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本《鬼谷子》具体篇目是这样的：《捭阖》、《反应》、《内揵》、《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转丸》（亡）、《胜乱》（亡）、《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许富宏从内容的角度将上述篇目做了这样的划分：《捭阖》、《反应》、《内揵》、《抵巇》、《飞拊》、《忤合》为第一部分，《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为第二部分，《符言》为第三部分，《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为第四部分。许富宏对《鬼谷子》篇目的作者系谱及其编纂做了比较全面的清理，按照他的表述，《鬼谷子》属于先秦流传下来的一部子书。然而，在这一问题上似乎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陈蒲清就认为《鬼谷子》中《捭阖》、《反应》、《内揵》、《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十一篇属于先秦原作，但推测《符言》是从《管子》混入的，至于《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这些篇目，“应该是后代窜入的作品，其作者与编撰者可能是唐朝爱好纵横之术的人”。由此看来，在这些问题上，陈蒲清与许富宏之间有一致之处，但也存在歧异的地方。赵逵夫认为“《鬼谷子》这部书不是一时写成的，应该是在一个较长时间中完成的，其中应概括有张仪等早期弟子的经验和理论，也将苏秦之类较晚的弟子、后学的论著编人其中”，这是一个值得珍惜的看法。

　　李学勤通过对《符言》与《管子·九守》的对比研究，强调“《符言》确有所本，不是对《管子》的剿袭”，并进而借助《符言》文本的分析，认为该篇与“《鬼谷子》其他篇还是有内在联系的”。在内容上，《符言》篇主要讨论君主治理国事、为人处事的标准，具体又分为九个层次，分别讨论主位、主明、主听、主赏、主问、主因、主周、主恭、主名这些内容。从文体的角度来关照这些内容，《符言》似乎可以说具有比较鲜明的格言特征，比如论“主明”：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君主如何做到明察的问题，围绕这个中心本段文字又可以划分三个层面：首先开宗明义提出明察的三个路向，即眼睛明亮、耳朵灵敏、头脑敏锐；其次就这三个路向进行具体阐述，强调君主应该学会利用全天下的眼睛去观看、用全天下的耳朵去听，用全天下的头脑去思考；最后归结为天下之人归附自己，君主就能够做到明察。在这里，第一层次属于核心文本，第二、三层次是对核心文本的具体展开，属于延展或附加文本。从“主明”这个文本大致可以看出《符言》的格言特征。

　　《符言》这样的文本在先秦时期并不是孤例，《逸周书》中的《周祝》、《殷祝》诸篇，据说是祝官在所收集的格言谚语之基础上编纂的。睡虎地秦简、郭店楚简相继出土的《为吏之道》、《语丛》也呈现格言的特征，汉代文献《淮南子》、《说苑》也同样有《说林训》、《谈丛》这一类格言集。李学勤曾指出：“祝是专掌文辞的，他们在工作之中，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正是其职业的需要，《周祝》篇，以及文末誓辞与之近似的《殷祝》篇，来源或即如此。”所谓“职业的需要”，即是说先秦的祝官收集、编纂格言是出于训诫的目的。郭店简《语丛》是教育太子的教材，《语丛》见于郭店一号墓，李学勤分析说：“我们不知道郭店墓所葬死者的名字，但看发掘简报，随葬品有两根鸠杖，可知他是年事已高的男子。同出漆耳杯刻铭‘东宫之师’，看来他曾任楚太子的老师。参考墓的年代，这位太子当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墓主的死在顷襄王即位以前。”依据这种分析，这位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收集格言并编纂《语丛》这部文献。由此看来，《符言》很可能也是这样。《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论衡·答佞篇》载：

　　人自有知以诈人。及其说人主，须术以动上，犹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战斗，须兵法以进众。术则从横，师则鬼谷也。传日：“苏秦、张仪从横，习之鬼谷先生，掘地为坑，曰：‘下说令我泣出，则耐分人君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苏秦，相赵并相六国。张仪贫贱往归。苏秦座之堂下，食以仆妾之食，数让激怒。欲令相秦。仪忿恨遂西入秦，苏秦使人厚送。其后觉知，曰：‘此在其术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苏君者。’”

　　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代有专门的老师负责讲授纵横术，鬼谷先生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时最富盛名的策士苏秦、张仪就出自他的门下。这样，《符言》就有可能是用来教授纵横术的教材。在这一意义上，正如许富宏所推测的，《符言》“或为鬼谷先生的格言语录”。当然，《符言》也许出自鬼谷先生本人之手，也许是他的弟子特别是苏秦所辑纂。

　　《鬼谷子·中经》云：“《本经》纪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陶弘景解释说：“此总言《本经》、《持枢》、《中经》之义。言《本经》纪事，但纪道数而已。至于权变之要，乃在《持枢》、《中经》也。”按照这个解释，《本经》三篇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或者说，三者形成一个整体。尹桐阳认为：“《本经》者，乃为周时史官记事之书。鬼谷因取而详解之。道数，治法也。《本经阴符七篇》，更益以《持枢》、《中经》，共为九篇。《前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周法》九篇。’班固自注：‘法天地，立百官。’其斥此书言与？”据此，尹氏之说可以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提出《本经》原本是史官记事之书；二是鬼谷先生对《本经》进行阐释，益之为九篇；三是认为《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很可能即是《周法》。那么，该如何看待尹桐阳所提出的这些看法呢？《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钱大昭《汉书辨疑》说：“《谋》、《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而析言之，《太公》其总名也。”沈钦韩《汉书疏证》分析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兵》者，即《太公兵法》。”钱、沈的这些看法应该说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太公《阴谋》、《金匮》、《太公兵法》诸书并不见于《汉志》，直到《隋书·经籍志》才被著录，这是第一点。其次，张舜徽认为：“班氏自注所云‘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当作‘或又以有近世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窃疑正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十五字，本为自注中语，后乃误为正文。”倘若说“《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这一记载并非《汉志》正文，而是出于班固的注语，这也至少说明班固的时代已经出现三书的名称。那么，《汉志》为何不著录《阴谋》、《金匮》、《兵法》诸书呢？余嘉锡分析道：“盖《汉志》著录之例，只以著书之人题其书，而不别著书名，《老子》不名《道德经》，《淮南》不名《鸿烈》，《蒯子》不名《雋永》，故《太公》之书不名《六韬》、《阴谋》、《金匮》、《兵法》等也，至《隋志》乃著之耳。《汉志》又有一例，则以人类书，不以书类人。《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分为《谋》、《言》、《兵》，犹之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分为《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分为《太玄》、《法言》、《乐》、《箴》也。此三人著作，尚为记载极详者，其他则多合为一家，并不分著。如《陆贾》之二十三篇，其中有十二篇为《新语》，明见于本传，而志不载其名。”余氏的说法能够祛除上述的疑问。然而，对于《汉志》所提及的八十一篇太公《阴谋》，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游说秦王失败之后，“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此处的《太公阴符》，梁启超曾推断“《秦策》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当即在此‘谋八十一篇’中”，也就是说，《秦策》中的《太公阴符》属于《汉志》太公之《阴谋》八十一篇的一部分。然而，赵逵夫认为《秦策》所谓的《太公阴符》即是《本经阴符》。这里又牵涉太公《阴谋》、《太公阴符》与《本经阴符》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有必要提及金德建的研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齐世家》时说：“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正义》解释说：“言吕尚绸缪于幽权之策，谓《六韬》、《三略》、《阴符》、《七术》之属也。”对此，金德建分析认为：“司马迁还明显地论述齐地政治学说是心意‘缠缪’于‘权术’，也有‘幽密’，颇近于纵横家‘策士’的谋略：实际源远流长，最早推本开始于周初的吕尚。《鬼谷子》学问就从这一线齐地吕尚的学问流衍而来。”进而又指出，张守节《正义》所谓的“《六韬》三略”应该是“《汉志》诸子道家类的《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合并总称为《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分为三部分，即《谋》、《言》、《兵》。这三部分相当于《正义》所称，叫做‘三略’。《阴符》在《鬼谷子》中，即《苏秦列传》所谓‘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正义》称为‘阴符七术’。今《鬼谷子》卷下有《本经阴符七篇》。称作‘七篇’，并非真有文章七篇，应指《阴符》文中有七个要点。”因此，“《秦策》一说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跟《正义》把《六韬》与《阴符》并举，含意一致。《太公》即是《六韬》异称；《阴符》乃在《鬼谷子》中。说明苏秦的纵横之术，源远流长，确是师承吕尚以至鬼谷。”在这些分析中，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金德建所勾勒的“吕尚一鬼谷一苏秦”这一条纵横之术的演变线索。依据这一线索，《秦策一》提及的“《太公阴符》之谋”应该是《汉志》太公之《谋》八十一篇，至于《本经阴符七术》很可能是鬼谷子研习太公《阴谋》的成果，也就是说，尽管尹桐阳认为《本经》“为周时史官记事之书”的说法难免偏颇，但认为《本经阴符七篇》乃至《持枢》、《中经》是鬼谷对《本经》亦即太公《阴谋》的阐释这一观点则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