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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对今本《鬼谷子》中的《符言》、《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这些篇目的生成做了一些说明，指出这些篇目与鬼谷子及其弟子之间的关联。那么，《捭阖》等篇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陈国庆分析认为：“诸家皆以《鬼谷子》即苏秦书。盖刘向《别录》原题《鬼谷子》，《班志》本《七略》，从其核实题名《苏子》。《隋志》《鬼谷子》三卷，乐壹注。《新唐志》二卷，苏秦撰，又三卷乐壹注。乐壹曰：‘苏秦欲神秘其说，故假名鬼谷。’清《四库全书》著录《鬼谷子》一卷。《简目》云：‘旧本题鬼谷子撰。《唐志》则以为苏秦撰。莫能详也。其书为纵横家之祖，原本十四篇，近佚其二。旧有乐壹等四家注，今并不传。’今书自《捭阖》至《符言》十二篇。秦思复有校本。马国翰有《苏子》辑佚一卷。其篇次：《捭阖》第一，《反应》第二，《内揵》第三，《抵城》第四，《飞拑》第五，《忤合》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权篇》第九，《谋篇》第十，《决篇》第十一，《符言》第十二。”这似乎又回到开头所提出的问题，然而，为何“诸家皆以《鬼谷子》即苏秦书”，马国翰又为何将今本《鬼谷子》的篇目视为《苏子》，他们又有怎样的依据呢？《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史记·苏秦列传》亦云：“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比较这两段文字，有这些方面需引起注意：一是《秦策一》说“得《太公阴符》”，而《苏秦列传》则作“周书《阴符》”，司马迁将《太公阴符》视作周书，依据《左传》、《国语》等文献对周书的提法，意味着《太公阴符》这部书应该来自战国以前，也就是说，《太公阴符》不太可能就是《本经阴符》；二是《秦策一》说“简练以为揣摩”，而《苏秦列传》作“期年，以出揣摩”。对于《秦策一》的记载，一般将“简练”理解为“选择”，“揣摩”是“揣度、揣测”之意，这句话是说“选取书中的有关内容，用以揣度天下的形势”。然而，《史记》裴驷集解：“《战国策》日：‘乃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隐》亦云：“《战国策》云‘得太公《阴符》之谋’，则阴符是太公之兵符也。……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为一篇也。’”依据《秦策一》的记载，倘若裴驷的理解能够成立的话，《揣篇》与《摩篇》应该就是苏秦的作品，那么，原本属于苏秦的作品何以会出现在《鬼谷子》里呢？这自然值得考虑。《汉书·杜周传赞》云“业因势而抵隐”，颜师古《注》：“抵，击也。陒，毁也。言因事形势而击毁之也。院音诡。一说陒读与戏同，音许宜反。戏亦险也，言击其危险之处，《鬼谷》有《抵戏》篇也。”然而颜《注》引服虔曰：“抵音纸。隐音义。谓罪败而复抨弹之，苏秦书有此法。”颜师古认为“抵陒”在《鬼谷·抵戏》中，然而东汉学者服虔却指出苏秦书中有“抵陒”的说法。如此看来，《鬼谷子》与《苏子》之间确实存在重合现象，这也意味着两部文献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清代学者俞樾经过周详的考证，提出《鬼谷子》是苏秦“述其师学之作”的看法。余嘉锡在分析古书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时说：“别本单行者，古人著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已行世。传其学者各以所得，为题书名。及刘向校定编入全书，题以其人之姓名，而其原书不复分著，后世所传，多是单行之本，其为自刘向校本内析出，抑或民间自有古本流传，不尽行用中秘定著之本，皆不可知。”他认为《鬼谷子》就是如此，而且经过分析，《鬼谷子》这部文献西汉时已经存在，至于《七略》不著录，他推测认为“《鬼谷子》为苏秦手著，其《战国策》中合纵说六国之辞，不在此书之中。向合而编之，为《苏子》三十二篇，故《鬼谷子》不别著录也。”也就是说，《鬼谷子》这部文献早已存在，只是被编人《苏子》中。后来像郑杰文这些学者也肯定余嘉锡的观点，并做了发挥，“战国中后期，正是诸子蜂起，辩难请问，各自著书立说以逞其志的时代。鬼谷先生要教徒授课，理应有著之竹帛的著作以为讲习的课本。司马谈所见、刘向《说苑·善说》所引当即此本”，苏秦“对就学时录记下来的鬼谷先生的课业学问，或有所发挥，或有所补充，或有所修正，遂成《苏子》三十一篇，其对鬼谷先生政治权术领会之深，表述之精，当是无与伦比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鬼谷子》的表达，故刘向在整理古籍时，只录记了保存《鬼谷子》精华的《苏子》，而汰舍了《鬼谷子》，后为班固移录在《汉书·艺文志》中”。这些观点就《鬼谷子》与《苏子》之间的分合做了说明，然而，倘若《鬼谷子》这部书早已存在的话，无论是鬼谷自著还是苏秦手著，为何会编入《苏子》中呢？这个问题余嘉锡、郑杰文等学者均提及到了，然而，其中有些地方需要澄清。刘向在《说苑》中引用鬼谷子的话，但正如上文所言，《说苑》所引的鬼谷子很可能是人名，也就是说，刘向未必见到《鬼谷子》这部文献。

　　《鬼谷子》一书最先被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其记载如下：“《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又“《鬼谷子》三卷，乐一注。”也就是说，魏晋以来，不但出现《鬼谷子》一书，而且还出现皇甫谧、乐一的注解。有意思的是，《隋志》“杂传”类还载录鬼谷先生所撰的一卷《关令内传》、“兵家”类著录《鬼谷先生占气》一卷。《汉志》未曾一见的“鬼谷先生”，《隋志》竟著录其三部著述，那么，魏晋时代何以会出现鬼谷子的这些著述呢？这里有必要交待鬼谷子这个人。《史记·苏秦列传》裴驷《集解》指出：“徐广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骃案：《风俗通义》曰‘鬼谷先生，六国时从横家’。”这个注解表明，鬼谷子曾居于颍川阳城，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司马贞《索隐》说：“鬼谷，地名也。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又乐壹注《鬼谷子》书云‘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司马贞虽然承袭鬼谷子居于颍川阳城的说法，但又提出扶风池阳一说，而且引述乐一的说法，认为“鬼谷”乃苏秦之托名。就目前的资料及研究来看，有关鬼谷其人其地的看法很多，比如“鬼谷”的地望就多达10余处，如陕西泾阳、韩城，河南登封、汝阳、荥阳、淇县，山东蒙阴，湖北当阳等等。因此，要准确厘清鬼谷其人其地的问题在目前来看似乎有些困难。然而，就我们关心的问题来看，鬼谷子身份在汉魏六朝的演变有助于澄清魏晋时代出现鬼谷子著述的现象。据史料的记载，鬼谷子在汉代主要被视为纵横家，然而，“自魏晋起，鬼谷先生身上便逐渐被人们添加上仙逸神奇气息”，被视为隐士、神仙。王嘉《拾遗记》、郭璞《游仙诗》等晋人作品鬼谷子被描绘成隐士、仙道人物，到南北朝时期，道教徒将鬼谷子列入道教的仙系中，如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列鬼谷子为神道真仙的第四等左第十三位。据学者的研究，导致鬼谷子身份转变的“始作俑者大概是三国蜀人谯周”，他在《古史考》中释“鬼”为“归”，即将鬼谷子理解为“隐归山谷的逸士”。魏晋六朝的隐逸、仙道思潮不但凸显鬼谷先生的隐士、神仙身份，同时也在这种思潮影响之下，出现注解、研究鬼谷子作品的现象。

　　依据《隋志》的记载，皇甫谧是第一个注解《鬼谷子》的，但是不是如四库馆臣所言，“《隋志》称皇甫谧注，则为魏、晋以来书”呢？看来还不能这么轻易地做出结论。前面已经详细分析今本《鬼谷子》篇目与苏秦的关系，其中一些篇目可以肯定是苏秦所为或与之有关，同时也分析了《汉志》“纵横家”类的著录情况。我们知道，先秦文献中存在很多师徒文献合编的现象，余嘉锡曾经提出“弟子书附先师，亦古书之通例”的观点，张舜徽也说：“周秦诸子之书，不皆出自己手，大率由其门生故吏或时人之服膺其说者、裒录其言论行事以为之。此乃古书通例，无足，陉者。”比如《管子》，严可均说：“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苏秦曾经师从鬼谷子，那么整理其师的作品应该是可能的。刘向父子乃至班固当然熟知鬼谷子，然而从《汉志》的著录来看，《苏子》作为纵横家的第一家，这种安排说明不仅仅是因为苏秦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还因为《苏子》一书是作为纵横学派的经典这一层身份。也就是说，《苏子》收录的绝非只是苏秦_人的作品，前引沈钦韩、张舜徽均认为其中有苏代、苏厉的作品，其实还应考虑到《苏子》中包括鬼谷子的作品。只有这样，《苏子》才能名副其实成为纵横学派的经典，才被置于纵横家的首家。假如当时已有《鬼谷子》存在，刘歆、班固当不会如此处理。余嘉锡主张《苏子》一书为刘向所编，但又提出另一种看法，即《苏子》很可能是“秦、汉间为纵横说者所编”。现在还不能确知《苏子》的编纂年代，但应该可以肯定，《苏子》一书的编纂当是纵横学派中苏秦一系所为。随着魏晋六朝的隐逸、仙道思潮的兴起，鬼谷子受到重视，于是《鬼谷子》从《苏子》中分离出来而单独流行。这—工作很可能是皇甫谧所为，《鬼谷子》的书名也可能出自皇甫谧。因此，我们认为，在秦汉时期，《鬼谷子》的内容依附于《苏子》，当时没有《鬼谷子》这样的称谓；魏晋以后才脱离《苏子》而流传，《鬼谷子》才以其本真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伴随这种状况，《苏子》一书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