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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相比较，前者古朴无文，近似口语。后者则不然，读起来典雅、深奥，口语化减轻，有些句子不好懂了。例如“掇蜂”句。另外，在格式上“天道”二句、“福钟”二句显然是经过反复锤炼的，整饬典雅，容易产生警醒读者的效果。

　　又如《古诗十九首》是千古佳作，语短情长，简洁明了。陆机也有拟作，但是他将其雅化，藻饰了，并且加入了一些典故。比如：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8

　　陆机拟作为：

　　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

　　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沉。王鲔怀河岫，晨风悲北林。

　　游子眇天末，还期不可寻。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

　　伫立想万里，沉忧萃我心。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

　　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9

　　原诗没有用典，拟作“王鲔”二句就用典了。且拟作整诗较原诗文雅，尤其是“惊飚”等句。

　　二、排偶调声，炼字琢句。陆机的诗文在语言上、表现技巧上的刻意追求是十分明显的。除用典隶事、藻饰雅化外，他在还十分注重排偶调声、炼字琢句。如上文中的“福钟恒有兆，祸集非无端”“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等都是以排偶的手段来琢句的例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文学作品形式美和语言技巧方面，陆机不仅有完整的理论还有丰富的实践。他的主张和理论大多是正确的，在今天我们依然认可。在文学的形式美方面，他上承曹植，下启二谢，不仅在当时的作家中出类拔萃，且对东晋乃至整个南朝的文学都有极大的影响。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出现这种倾向甚至思潮呢？

　　第一，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体现，是文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得到独立发展之后，在大量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结晶。先秦两汉时期文学更多地被看成政治教化的工具。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仪是诗歌的突出品质。随着中央集权的衰落，政教对文学束缚和限制减少，文学成为独立的审美领域。文学独立的突出表现就是对个体性情感的重视，就是对作为诗文的重要基石的语言的关注。这应当说是陆机语言提炼、重视骈偶原则的文化语境。

　　第二，西晋时期的社会政治氛围及时尚是陆机语词提炼、重视骈偶原则产生的历史语境。由于西晋政权的建立是从阴谋篡权和残酷杀戮开始的，从一开始它就缺乏正义和正气，所以正直文人很难从传统伦理纲常角度去认同司马氏政权，并对它寄予政治上的神圣厚望。西晋士人很少怀有崇高圣洁的精神境界，相当多文士有自我放纵倾向，思想偏颇，道德观念淡薄，社会责任感减少，追求个人私欲，甚至出现道德沦丧、精神崩溃现象。胸中没有了大气魄、大气度，不再关注诗文的社会功用，文人的关注点自然变成词藻的运用，而在时人看来，拥有词藻的才华就如同拥有财富一样。露才扬己是西晋文士的普遍性格，他们炫耀财富，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一个精神放逐，而文人大都以华辞丽藻相尚的时代，陆机在文学理论中提出遣词造句的原则也是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