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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化和化人是同一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当人对对象物实施人化时，同时也在对人自身进行着改造，改进人们的思想方式，提高人自身对外界进行人化的能力和素质，即化人。当运用文化去化人时，本身就是实施对外在环境的改变，使其对象符合主体的需要，即人化。人化和化人只有向度的区别，没有纯粹的单一的人化和化人，二者处于不可分离的统一过程中。在文化的视野中，任何个体生命的生活中都充满着人化和化人的互动和互补，这就是每个人的生活实践的全部内容和根本特质。

　　七、文化是人化和化人连续不断的积淀过程

　　文化处于持续运动状态，凭借其动能处理人类面临的三个基本关系：一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牵涉到生计、经济、工艺和物质资料的制作（人工制品）。二是处理社会与人的关系。其中涉及到社会的组织、结构、制度、习俗等；三是处理人与自己心理的关系。它涉及基于知识、思想、观念、信仰、态度、价值等所显示（或隐示）的行为及采取的行动以及行动与心理实情的关系。因此一般将文化划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习俗文化是合理的。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由于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基本关系所创造的文化，一经产生便固化为特定符号，作为社会存在物而永不消逝，世世代代传习而积淀成为后代人进行文化选择的宝藏。人化和化人过程的不断延续就是文化的积淀过程。

　　人类积淀的文化有两种：一种是显文化，现实中的活文化。它是正在人化和化人的文化，文化的建构功能在社会活动中得以显现。一种是隐文化，历史中的静态文化。由于离开了文化活动过程，文化功能暂时无法显示。隐文化只有当其重新被激活，纳入文化过程之中，方能恢复其人化和化人功能，成其为现实的活文化。

　　实践批判是推动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动力。每一种文化都不断繁衍自身，力求为实现其价值而顽强地在人们的生活过程中表现自身的力量。然而文化是一个整体，各种文化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文化呈现为网络状。每一个时代、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存在差异而构成文化的多样性，每一个具体的时空中形成五光十色的文化丛林。文化自在和自为的运动状态，正是文化内在的人化和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人化世界和世界化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随时都会遇到阻抗，需要不断地进行调适，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对这一过程实施调节的是社会实践，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根据社会实践的目的，对文化进行选择，去伪存真、优胜劣汰，拒斥与主体价值相悖的文化，涵化相融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创新。

　　文化是人化和化人无限循环上升的进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化与化人的互动过程是人类文化的生成和运行的共同机制和规律。人通过实践，将外部世界对象化——人化，创造出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人在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化过程中自身也得以不断的提升和完善——化人。文化作为人化与化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是一体的、一致的。实践为文化的人化和化人提供动力机制，文化标示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和水准，是人类在从野蛮走向文明道路上的里程碑和旗帜。文化融入人类实践，其人化和化人的功能得以彰显，不断创造社会的新面貌。人化和化人不断往复循环上升，造就社会文明，引领社会发展。

　　每一具体时空的文化都是暂时的，在特定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中习得的。当时空发生转换后，它们人化和化人的功能可能逐步衰竭，脱离与现实社会的关联，因而成为历史性的文化。然而它们是历史和现实相互连接的环，它们不会消失，都会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调适自身，以求重新获得人化和化人的功能，成为现实中的活文化。

　　八、文化价值在人化和化人的实践过程中追求和实现

　　文化是人类实践和社会生活历史地凝结成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它至大无外，以实体性、弥散性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又至小无内，以机理性、渗透性的形式成为一切人类活动的基本图式、历史传承的内在基因和社会进步的具体表征。在不断累积、相互摄人的文化层级中，有一个内隐的、形上的核心，这就是文化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是文化生命力的根基。文化价值观植根于文化产生的源头，它规定着文化活动的方位、性质和范围，是文化生产、文化创造的深层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系统与其它文化系统区别开来的关键。美国文化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指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这一综合性的文化概要，凸显了文化价值的核心意义。在当前东方儒家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东伊斯兰文化的对话与冲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文化价值观在各自背后的支撑作用。

　　文化价值观不是凝固不变的抽象符号，也不是虚无缥缈的跃动精灵，它具有本原性、支配性和稳定性，同时又在历史性的文化活动中不断得到丰富和优化。文化价值观由于集中表达了人们的利益、兴趣和需求，因而成为实践活动的内在精神动力。人类实践活动并非纯粹机械、沉寂的物质相互作用，它承载着丰厚的文化价值蕴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的展开是人类在文化价值观的指引下，凭借生产工具改造客观世界以实现人文化成、化成“天下”的过程。反过来，通过实践活动和文化活动，人们甄别、继承、吸取那些历史地保存在文化产品中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意义，将其转化为自身进一步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并逐步升华为具有统摄性的文化价值观。这既是将外在世界化之为人的文化活动过程，也是文化价值观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丰富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文化价值观是人们进行价值定位和实现文化选择的指向。文化是开放的、动态的，只有在多方位的交往交流中，文化才能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无论是面对外来的、异质的文化对峙，或本土的、传统的文化眷顾，还是把握未来的、理想的文化冲击，都需要以文化价值观为指针进行合理的价值定位和有效的价值选择。只有恪守文化价值观中的民族、地域独特性，才能在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切准自己的文化根脉，接续自己的文化历史，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形成自身鲜明的文化个性；只有秉持文化价值观中的人类共通性，才能走出文化“夜郎主义”的自闭误区，找到与其它文化形态的交接点，从而在与不同异质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增强自身文化的时代性和生命力。

　　人类对文化的追逐，是由文化的价值使然。文化价值在人化和化人的实践过程中追求和实现。文化价值理应成为文化研究和建设的核心。

　　九、坚持唯物史观建设当代中华文化

　　当代人类历史演进到了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人化和化人功能、屏隔与沟通效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随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交往的增多，文化转型、文化冲突和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现代化洪流中的弱势民族，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化传统，如何对接当代文化主流，如何在后发追赶型的现代化征程中实现文化自觉，重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这些都正在成为事关民族存亡的根本要务。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西化与回归、守成与革新、批判与建构等论争，始终与政治、经济等其他层面的社会现代化相互交织。21世纪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政治民主化不断推进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呼声不断增强，文化复兴是其中的重要一极。为此，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既要坚持唯物史观，深入探讨文化生成、演化、发展的内在过程性机理，又必须紧紧围绕现实的实践过程不断创新。要不断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在当前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热潮中，唯物史观及其蕴含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基本哲学理念。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从近代中国革命的曲折进程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从文化上的论争和冲突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重新确立，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实施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阐发和提炼，从文化的改革和创新到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准的不断提高，唯物史观的基本坐标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始终是我们无法离开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