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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关键词：新子学；子学；西学；国学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054-005

　　《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2日国学版发表的方勇先生的《“新子学”构想》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笔者读过之后，不仅深为其对“子学”研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所感染，也受到很大的启发，引发了自己对“新子学”构建问题的一些思考。因此，笔者在此愿意把自己对“新子学”建构问题的一些想法奉献出来，以与方勇先生商榷，并期待能促进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更深入和更热烈的探讨。

　　一、“新子学”的性质和范围

　　任何一门学问的建立，必须先明确其性质和目标。因此，我们构建“新子学”时，也必须先明确“新子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它的性质、范围是怎样的。如果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看，“新子学”这一概念的内涵最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它属于“子学”，二是它必是现代“新”的“子学”，而非传统的“旧”的“子学”。对于这两方面的内涵，方勇先生的《“新子学”构想》一文曾做过如下说明。他说：

　　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是“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上，则应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侧重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由此出发，我们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理念，加强诸子资料的收集整理，将散落在序跋、目录、笔记、史籍、文集等不同地方的资料，辨别整合、聚沙成塔；同时，深入开展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包括对原有诸子校勘、注释、辑佚、辑评等的进一步梳理；最终则以这些丰富的历史材料为基础，缀合成完整的诸子演进链条，清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

　　按照方勇先生的思路，“新子学”在学科属性和学科范围上有明确的规定。首先，“新子学”主要属于（或“侧重”）思想领域，而与此前的“子部”之学属于（或“侧重”）“技巧”不同；其次，“新子学”不仅不涉及天文算法、术数、艺术等“技巧”，而且也不是仅仅重拾《论》、《孟》、《老》、《庄》等诸子经典，而是应在“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理念”的基础上，对诸子经典进行“进一步梳理”和“整合”，并最终“缀合成完整的诸子演进链条，清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

　　方勇先生在这里提出的“新子学”构想，体现了十分明显的时代特点。依我的理解，方勇先生是要在《汉书·艺文志》划分“诸子”与术数、方技等诸“略”界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子学”的学科范围，将天文算法、术数方技、艺术谱录等排除在“子学”之外。因为我们当下的社会已是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的时代，将“侧重”价值理性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与“侧重”工具理性领域的自然科学领域加以区分，清理出二者的边界，这既是现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学术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其合理性。

　　中国传统学术要求士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无所不能。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像孔子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全才”，一直是几千年中国士人的典范。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全才”基本没有了，而代之以“学有专攻”的“专才”。于是，先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接着又有人文学科内部文、史、哲、政、经、法等和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农、林、医等的分化。同样，中国古代的“子学”仅以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而言，其内容也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淮南子·汜论训》曰：“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先秦诸子学说中都包括有关于社会政治和今天所谓管理科学的内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先秦诸子学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却主要归入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学科之中，这又说明诸子学是同时包含了这几方面的内容的。《汉书·艺文志》又说“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农桑”，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等等。这些明显属于今天农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范围。因此，方勇先生的“新子学”的构想，将天文算法、术数方技、艺术谱录等划出“新子学”的范围，而“侧重思想”，这无疑正体现了现代学术发展的“新”特点，是与现时代学术发展的规律相吻合的。

　　当然，也必须指出，方勇先生在其《“新子学”构想》中对“新子学”的性质、范围的阐述也还有不够明确甚至互相矛盾之处。方勇先生既说“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却又说：“新子学”就是要“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理念，加强诸子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在同时深入开展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再进一步验证晚清民国以来《论语》、《孟子》等著作‘离经还子’的观点，复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平等之本来面貌，并重新连接秦汉以后子学的新发展”。如果说方勇先生开始所说的“子学”之“子”乃是“诸子百家”之“子”，是准确地与传统学术之“子部”学划清了界线的话，那么他接着说“收集整理”“子学”资料，“开展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乃至“清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复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平等之本来面貌”云云，则已完全是“整理国故”的宣言，无疑正是中国古代“子部”之学的领域，是晚清民国“子学”之旧理路，称之为“新子学”是名不副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