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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学”，不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子学”，还是今天我们所要建构的“新子学”，都是“中学”或谓“汉学”的一部分，因此，它也就必然是“国学”的一部分。很难设想一种完全独立于“国学”之外的“子学”或“新子学”是什么样的。故近代以来，先有高旭、邓实等人认为“国学”应以“经、史、子、集”为主体，后有现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以至成中英、杜维明诸人，认为儒学为“国学”主导，“六经”为“国学”骨髓。要之，皆以“国学”包含“子学”，而“子学”在“国学”之中矣。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世界书局《诸子集成》之《刊行旨趣》云：“夫所谓国学之本源者，‘六经’尚矣！……其出稍次于经，而价值与影响有足与经相抗衡者，则周秦诸子是已。……故诸子者，实我先民思想之结晶，亦即国学本源之所在。”已以“子学”与“经学”并重。方勇先生认为：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整个经学的学术思维根本上深受权威主义的影响，不免具有封闭和固化的特征，这就使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形式僵化、思想创新不足、理念发展相对乏力的病症”。在这种情况下，“‘子学’实际上已逐渐成为‘国学’的主导，这也弥补了经学作为单独力量存在时的种种不足”；而“如今，‘新子学’对其进行全面继承与发展，亦将应势成为‘国学’的新主体”。这即是说，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子学”已实是“国学”的主体或“本源”，而“新子学”尤其应成为“国学”之“主体”。

　　方勇先生所说“近代以来‘国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已由原先的‘经学’而演变为‘子学’”，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这反映了“国学”的“内容构成与主导力量实呈现不断变化之趋势”。而方勇先生提出“新子学”要“全面继承与发展”以往“国学”的活力，使之成为“国学”的“新主体”，这实已为“新子学”构建过程中“子学”与“国学”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说明，阐明了“新子学”在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方勇先生上述关于“国学”与“子学”、特别是与“新子学”关系的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困难：一是，“国学”以什么为“主导”，这恐怕既不是由“经学”决定的，也不是由“子学”决定的——当然更非“新子学”所能决定的；二是，“经学”和“子学”的范围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贾公彦《疏》认为此“小舞”即《礼记·内则》“十三舞勺”之“勺”，亦即《诗·周颂·酌》篇之乐章。《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陈澔《礼记集说》云：“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之学，谓之国学，以教元子、众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子”，“比年，每岁也”，“中年，间一年也”，“离经，离绝经书之句读也；辨志，辨别其志向之邪正也。”（第六卷）这说明，“国学”至迟从西周开始已是以“经学”为“主导”了。故孔子欲恢复周礼，而“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而《汉书·艺文志》则谓诸子皆出于王官，即使本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小说家”，也能从不知名的小官（“稗官”）那里找到源头。至近代章太炎之《国学概论》，亦以“经史”、“经典诸子”、“历史”为“国学的本体”，而将“神话”、“宗教”、“小说传奇”皆排除在外。“经学”、“子学”的范围在古代也是代有变化的，西汉“立五经博士”，《论语》、《孝经》（《尔雅》列在《孝经》之下）与诸“小学”书同附“六艺”之末，而《孟子》则在“诸子略·儒家”之中，《礼记》及“《春秋》三传”亦无“经”名。直到清代，“十三经”之名才最后确定。晚清民国，《论语》、《孟子》“离经还子”之呼声又起。

　　由以上可见，应该说在中国古代，“国学”历来都是以“经学”为主导的，而“经学”与“子学”的范围又在不断变化之中。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其原因既不在“经学”，也不在“子学”，而是由“国学”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国学”原本是“贵族子弟学校”，它自然要传播、灌输统治阶级的思想，教授那些凝结了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经书”，而不可能是那些由民间士人在“道术废缺”、“好恶殊方”情况下形成的“诸子学”及其著作。很显然，如果“新子学”要成为当今“‘国学’的新主体”的话，首先就必须使我们的“国学”成为“新国学”。因为我们的“旧国学”本是“官学”——在过去那个时代“子学”即使一时有幸成为“‘国学’的主体”，那也只是由于如儒学那样“离子入经”的缘故；而那些继续“在野”的“诸子百家”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幸运的。

　　现在我们构建的“新子学”之“子”，既有别于“传统目录学的‘经、史、子、集’之‘子’，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即现时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进行着思想创造的自由学者、知识分子之“子”，我们所要构建的“新子学”即是这些“新诸子”们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那么它所能“主导”的所谓“国学”，也就只能是有别于“王官之学”的“新国学”了。以“新子学”主导“新国学”，发挥每个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创造精神，一定能促进现时代中国学术思想真正走向繁荣昌盛，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