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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职业共同体的生存危机
　　如果法律人侵犯了公共道德，却高度符合职业道德，但一旦这事件为公众所关注，不仅会导致行为者身败名裂,最终也必然会殃及职业本身。所以,所谓职业道德可以无视公众的意识，得取决于公众对法律职业特权的容忍程度。显然，经常性给公众制造伦理难题和道德的失望感，肯定会触及公众这种容忍度的底线。所以，如何维持这种张力，而不导致其断裂，需要在建构职业伦理观和制定职业伦理时，时刻记住一个事实:法律职业伦理的产生初衷是为了避免职业行为与大众道德冲突，或者面对大众道德相互冲突时一种行为指引规范,而不是纯粹用来追求职业利益的。
　　在近30多年中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法学界一直都笼罩在“法治危机”和“职业危机”的紧张气氛之中。整个社会都充满着对法律职业，乃至整个自由职业界不满的情绪。这种质疑的态度,虽然自法律职业产生之日起,就开始具有了。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按照学者的说法,我们似乎可以将所谓的“职业危机”归因于商业化模式的渗透，导致职业与商业的两分界限的模糊。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历史上,法律职业通过为公众承担维护正义的共同体伦理承诺及其实践，获得了可以一定程度上无视大众道德的职业特权;在当代，这种承诺和实践却因非道德化的职业伦理而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换言之，民众对非道德化的职业伦理反应如此激烈，主要由法律职业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所决定的。
　　因为法律职业的工作涉及人们的自由与权利。普通人协助他人从事违反道德的行为尚无法免除道德上的责难,何况作为法律专家的律师？如果是一个清洁工联合会或者驾驶员协会，公开宣称自己这门行业的职业伦理只是做好本份，以是否能够满足生计来决定服务的质量，相信民众多不会感到惊讶与不满。如果说，如今一些行业，就如刚才所提到的清洁工联合会或者驾驶员协会，也会以“职业”为目标,提高工作技能的科技含量,进而建构起类似法律职业的伦理规范框架，凸显其包含的公益性价值，但这往往只是出于某种自身商业营销的目的，它并不在公众的某种高度期待之中。然而，人们对律师、医生以及牧师等职业的高度伦理期待是不一样的。这种期待既有西方历史中的特殊经历，也有法律行业自身的某些特质所决定的。我们不能将普通民众对法官、律师严格遵循技术主义、形式正义行为的批判，一概理解为民众无知“法盲”、缺乏远见等等，而忘记了自己在获取职业特权时对公众所做的高标准的道德承诺。
　　(六）中国法律职业特有的道德困境
　　中国法律职业的伦理构建之路，与身处已经高度法制化的西方同行相比，遇到了双重的困难,一是，他们所构筑的职业伦理实质上是强调行为正确性，而忽视行为背后合理性和结果的康德式伦理学的规范体系。具有关注实质结果文化传统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这种康德式的伦理规范，显然会下意识的反感和抗拒。二是，这种康德式伦理体系，居然还是完全依据西方社会量身定做的、具有很强建构性（人为设计）的、与中国民众日常道德相悖的规范体系。
　　中国民众的曰常道德虽然不强调爱情,但是却特别在乎父子、兄弟姐妹和朋友等自然血亲或者拟制化血亲，以及同情等感情和伦理。传统中国的政府公共服务责任尽管一直严重缺乏，然而，为了维持农业社会中庞大帝国的统一“和”文化浸淫下的中国民众，对他人总是有某种依赖或者向富人索要衣粮的习惯，否则，就可以构成起义或者反对政府的理由。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不换位思考式地理解“信访”“调解”背后的传统政治思维惯性，试图通过“可操作性”的法律职业伦理，对抗大众道德，坚守形式正义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行为，自然就显得有点僵化,很容易触发职业之外的整体反感。
　　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的中国法律人工作在一个高度行政化的环境中，即使是似乎纯粹商业化的律师，也会被纳入到了消除信访、解决群体性事件的轨道中去。至于身处法院、检察院之中的法律人，更一直都是遵循一种行政化的工作程序。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人还试图僵硬地采用已经陷入危机之中、未曾得到法学家阶层系统本土化移植改造的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规范原理，在面对高度行政化的道德困境，自然会显得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