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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等技术进步成果与物本管理思想的结合，给西方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壮大了西方国家的实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学习西方的物本管理理论，也创造了大国发展的经济奇迹。然而，与东西方的经济奇迹相伴的环境污染、社会不公、劳资关系紧张、社会福利下降、公民幸福指数波动等现象，促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效果、效益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反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平衡方法，反思物本管理的利与弊，从而反复喊出“以人为本”的口号，探索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融合的路径和方法。

　　一、人本管理以实现人性诉求为目标，物本管理以创造物质利益为目标

　　管理以设定目标为前提，无目标即不存在管理。管理目标分为宗旨性目标和工作性目标。人本管理以满足人性诉求为重点，物本管理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重点。

　　人性的诉求内含了人的生物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生存、自由、轻松、安全、幸福，以及为实现以上诉求所必需的物质保证等是人性的生物性诉求；被尊重，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以及为实现以上诉求所必需的物质保证等是人性的社会性诉求。

　　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条件，人性的诉求就不能得到满足。所以，通过管理实现有效率的物质生产不仅是实现人本管理目标的需要，而且是人本管理的重要内容。问题仅仅在于，这时物质生产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性的诉求，而非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在人本管理思想下，物质诉求不再是跟人性诉求背离的内容，而是变成了实现各种诉求的手段。这时，管理的重点就不再是追求效率，而是追求效果，即生产出满足人性诉求的条件。管理中使用物质刺激手段的目的就不再是刺激物质生产本身，而是通过激励人们提高生产物质的效率，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必要的物质，从而实现时间的节约和闲暇、自由的增多，换言之，生产的目的是生产时间而不是生产物质，是生产自由而不是生产纪律，是生产快乐而不是生产压力，是生产共同利益而不是生产个人财富，是生产个人的稳定预期而不是生产个人的竞争困境。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不再是有目的强加给人的行为，而是有效率地实现人性诉求的必要的行为。人们结成组织不再是基于契约和法律，而是基于需要和习惯。物质追求是实现人性诉求的动力、途径和必要过程，既不是人性诉求本身，也不是人性诉求的内容。管理和人对物质的追求不再是“足够多”即“富裕的”，而是“刚刚好”即“必要的”；不再是“足够好”即“出类拔萃”，而是“能使用”即“适用于己”；不再抢夺“稀缺”，而是满足“我需”。

　　与人本管理不同，物本管理以人的物质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性的诉求次之。

　　人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物质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物质诉求是人的基本需要，对物质的渴求是人克服不了的欲望。人的物质利益诉求其实是物欲诉求，即占有更多、更好的物质或者拥有更多、更优的获取物质手段的欲望。所有能够物化的利益都是物质利益诉求的对象。物品、商品、货币、资本、权位、名声、商誉、知识、信息发表论文、技术、影响力、竞争力、优先交易权、垄断经营权等等，都可以物化成各种利益，从而都是物质利益诉求的对象。物本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实现这些物化利益产出的效率最优化、产出最多化、利益最大化。为着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否牺牲了以及牺牲了多少人性的诉求，牺牲这些人性诉求给人或者人类造成了多少、多大、多久、多深的伤害，均不是问题的关键。这时物质性替代了人性，经济理性替代了社会理性，效率目标替代了效果目标，实现人性诉求的手段被当成了人性诉求本身，人性被异化成了物质性。

　　可见，人本管理离不开物质手段，物本管理忽略不了人性诉求，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的区别不在于手段，而在于根本目的或者说终极追求。两种管理的背离在客观上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的割裂。

　　二、中国文化孕育了人本管理思想，西方文化孕育了物本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认为，管理就是人管人，人管事，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所以，管理的核心在人，即“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2〕。为政者（管理者）必须修身以德、以道，必须正派。“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3〕《论语》又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在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4〕杂家著作《长短经》也说：“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

　　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文化早熟，理性早启”，是一个根于周孔教化的伦理本位社会。他认为，中国文化以孝为本，家重于个人，社会重于国家，整体上表现为修心的向内文化，强调义务和责任，而无权利观念；中国人养成了理性和内敛的性格，凡事总从“应该不应该”考虑，而不是从“愿意不愿意”考虑，从而失去了本能欲望和激情。理性早启与本能抑制二者相互作用，就让中华民族表现出“清明安和”的特征，不仅不对外侵略，甚至不向自然界进攻，从而被外族认为软弱，每每被侵略，技术和生产力也进步极慢。〔5〕

　　内修的中国文化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从而孕育了人本管理的观念。中国的人本管理，在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上，主张诚信、仁厚、平等、公平，强调凡事“反求诸己”，不怨天尤人，警示“日久见人心”，如“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御下之道，恩、礼、信、任。”〔7〕在人与物的关系处理上，主张重人轻物，尊人鄙物，如“古之明主，不爱尺璧寸珠，而以贤才为国之宝也”〔8〕。“薄施厚望者不报。功不欲归下，行赏而色吝，则所属离心。上下离心，内外异志，致群情阻塞，举措失宜，未有不沦亡也。”〔9〕在物的获取上，中国文化正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10〕，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不贪不欺，不狂不躁，不妄不急，中庸为宜。道家的清静无为、天人合一主张，更是把人本管理思想推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