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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西方是一种向外用力的文化。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在西方，个人重于家庭，集体重于社会，是一种向外扩张的以身体为中心的文化；强调力与利，鼓励竞争与决胜，主张个人权利和宗教意识。〔11〕就连马丁·路德都说：“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向外用力的西方文化以欲望的膨胀和残酷的争斗为突出特征，鼓励竞争，强调决胜，既对人残酷，又对自然界掠夺，从而孕育了物本管理的观念。西方的物本管理，特别重视实验结果和技术手段在实践中的应用，讲求效率，强化优势，追求完胜。从科学管理理论到行政管理理论再到行为学观点，直到系统管理理论、权变观点和质量管理观点〔12〕，无不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人的劳动像机器的生产程序一样被分解、被优化，并跟其他生产工具相匹配。这时，人不再是人，而是生产要素，需要而且必须跟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相互整合，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一资本孜孜以求、唯一关心的目标。

　　三、“经济人”假设需要物本管理，“社会人”假设需要人本管理

　　经济生活是人和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人性诉求和物质诉求往往融合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因此，强调人的物质诉求的学者抽象出了“经济人”概念，强调人的人性诉求的学者抽象出了“社会人”概念。

　　关于“经济人”假设，约翰·穆勒在其《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中进行了清晰的描述：

　　“政治经济学只是关注渴望拥有财富的人，并且此人能够判断达到该目的的各种方法的相对效果。它只是预测由于追求财富所可能引起的社会现象。它将每个人的情感或动机高度抽象了……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是获取和消费财富……这一目标是最接近现实的。”

　　显然，经济人假设并非认为人只追求财富，但认为是追求财富的人的行为引起了其他社会现象，人的其他目标实现的途径都蕴藏在了追求财富的过程中。经济人是“最接近现实的”人，能够对其追求财富的各种方法的相对效果有着清醒认识和理性判断，所以也是“理性人”。人人都在追求财富的路上。这时，物质诉求（经济诉求）就替代了其他诉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就是人的价值的最大化，物本管理就成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追求膨胀的银行账户，满足不断膨胀的胃，填满被欲望掏空的心，攫取更加有利的竞争优势，就成了人的追求的全部，似乎生存、自由、轻松、安全、幸福、被尊重、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等等人性诉求都成了经济追求的自然的副产品。理性的人演变成了经济动物。

　　可见，物本管理观念与经济人假设是天然的一对。因为，经济人假设把“人性”抽象为了“经济性”，把“人”抽象为了“生产要素”，把“劳动的人”异化成了“人的劳动”，把人的“为我”异化成了“为财富”，把人的“创富过程”误解成了人的“自我实现过程”，总之是见物不见人；物本管理追求的就是物的效率最优化、产出最多化、利益最大化，管理过程中的人是像机器、原材料、能源一样的管理对象，其任务是促进以物质利益衡量的管理目标的有效实现，总之也是见物不见人。见物不见人的理论假设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观念结合在一起，恰如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燃起了欲望之火，借着市场的力量，湮没了人性的光辉，演绎着一幕幕追逐财富的悲喜剧。

　　然而，人与人类并非经济动物和经济动物的联合体，而是渴望“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13〕和“自由人联合体”〔14〕。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6〕，个人的自我实现包括了社会价值的实现和个性价值的实现。

　　“社会人”对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发展本身的追求恰恰与人性诉求相吻合，社会人假设理论与人本管理观念成了天然的一对。这时，“社会人”追求的内容就不再像“经济人”追求的内容一样狭隘，创造财富的劳动是社会人的需要而非交易的对象，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了阶段性的需要而非人生追求的全部，时间、自由、轻松、安全、幸福、被尊重、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等等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物质丰富与生活幸福、技术进步与劳动节约、创造财富与保护环境、参与劳动和分享成果等等天然地匹配在了一起。社会人在和谐中合作，在合作中创造，在创造中分享，在分享中幸福，在幸福中实现着人性的诉求。

　　四、人本管理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物本管理有助于组织的竞争与发展

　　人本管理以满足人性诉求为重点，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人本管理的这个特点在中国有着突出的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平等、诚信、仁慈、宽容、理解、公平、互助、合作、和平，自惕自砺，不与人争。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不事掠夺与侵占，把自然界当成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征服的对象。在人本身的修行上，主张“一日三省吾身”〔17〕，“不以物喜，不以己悲”〔18〕，甚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在社会关系上，主张“仁”，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每个个人的权利诉求都非常明确，权利边界都非常清晰，权利的实现途径则相互交叉，于是，其他人的权利实现是每个个人权利实现的需要和条件，个体的合作是实现个人权利的需要和条件，社会的和谐是实现个人权利的需要和保证，合作、和谐、一致成了每个个人的共同追求，“经济人”是“社会人”的一个侧面，自私自利不得不让位于先公后私。

　　正是人本管理思想把人性诉求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才产生了管理中的全局观念、竞争合作观念、协调发展观念，反对竞争，反对妄求，反对掠夺，反对钻营，反对疾风暴雨，反对盲人摸象，反对突飞猛进。中国文化早就明了“以理智制胜于物，以理性制胜于人”的道理，悟透了身的工具性和心的理性，故我伟大的中华民族能“先失败于武力，终制胜于文化”〔20〕，绵延五千年而从未断绝，并因久而成其大，因大而能长久。长久就是成就，稳定也是生产力。

　　物本管理观念以满足人的物质诉求为重点，有助于组织的竞争和发展。与此特点相适应，不管是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界，都以竞争结果论成败、定地位、确权利。“社会人”被缩小成了“经济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变成了单纯追求财富、成败的“理性人”。物本管理的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人是主动进攻的一方。“现在地球上大概有4000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21〕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这1‰，是因为人类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人类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着用来改变自然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物质手段，进而用这些物质手段改变着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人与企业、人与国家、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其次，也表现在西方国家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上，即成王败寇、胜者通吃。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掠夺和崛起，1840年之后100多年中国的屈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两次伊拉克战争，当今世界美国的强势话语权和超级影响力，等等，无不印证了物本管理的残酷无情和无比威力，印证了物本管理对竞争优势的助力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