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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法强调的是银行的各类商业活动和为客户提供服务。生产法下，产出包括贷款数量、交易活动等;投入则主要是实物性的投入，包括资本、劳动等。Schaffnitetal.(1997)、Camanha和Dyson
(1999)采用的都属于生产法。在Camanha和Dyson(1999)中，投入指标包括“雇员数”、“营业面积”、“运营成本(提供存贷及其他服务的成本)”和“ATM机的数量”产出指标包括“员工完成的交易数量’、“ATM机完成的交易数量”、“各类账户数量”、“存款金额”和“贷款金额”。
　　收支法强调银行的盈利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类支出，因此，这种方法确定投入产出指标的原则也非常简单，能够带来收入的即为产出指标，如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需要产生净支出的则为投入指标，如利息支出。Oral和Yolalan(1990)采用的即是收入法，其产出指标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而投入指标则包括存款利息、人力成本、行政成本和折旧。
　　中介法主张，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在储户和贷款人之间起到融通资金的中介作用，并从中获利，商业银行的效率也主要体现在其金融中介功能方面。中介法下，投入主要是利息及非利息成本;产出则包括利息非利息收入、贷款数量及其他投资数量。在存款的处理上，不同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争议。尽管大多数研究将其作为投入，如Yeh(1996)、Casu和Molyneux(2003)等，但也有一些研究将其作为产出，如Siems(1992)。Siems(1992)认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可以分为存款和购入资金(purchasedfunds)两部分，其中存款是必须依靠商业银行自身的良好经营才能获取的资金来源，如果通过正常经营无法获取稳定的资金来源则需要以购入资金作为补充，因此，应该将存款作为产出指标。
　　当然，即便是将存款作为投入指标处理，不同的研究在指标选取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例如，Yeh(1996)和Casu和Molyneux(2003)采用的都是中介法，也都将存款作为投入处理，但他们各自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Yeh(1996)选取的投入指标是“利息支出‘非利息支出”和“存款总额”，产出指标则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贷款总额”。Casu和Molyneux(2003)的指标选取更为简单其投入指标是‘总成本”和“存款总额”，产出指标则是‘贷款总额”和“其他盈利资产’。
　　(三）国内相关研究比较分析
　　国内使用DEA方法研究商业银行生产效率及综合效率主要是2000年以后，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魏煜和王丽(2000)、李希义和任若恩(2004)、杨德等(2005)、迟国泰等(2006)等。这些研究在指标选取上，基本都使用或借鉴了“中介法”，但在具体指标确定上又不尽相同，加上数据年份上的差异，最终得出有关商业银行综合效率的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别。
　　魏煜和王丽(2000)选择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十二家银行，对其技术效率及其构成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测算。魏煜和王丽(2000)选取“劳动力”、“实物资本”和“可贷资金”作为投入指标，“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作为产出指标。由于只使用了1997年的数据，因此，魏煜、王丽(2000)的研究中没有出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他们测算的结果表明四大国有银行除工商银行外，其他均为（纯)技术无效，其中又以农业银行最低，四大行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0.62低于所有十二家平均的0.77和其他银行平均的0.85。
　　杨德等(2005)的研究涵盖了包括四大行在内的十四家商业银行，时间跨度为1998—2002年这5年。杨德等(2005)选取“在职人员数”、“固定资产净值”、“银行存款”为投入指标，“新增贷款”、“资本收益率”、“净利润”为产出指标。该指标体系与魏煜和王丽(2000)的指标体系有较大区别。从测算结果来看，虽然杨德等(2005)也得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平均效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基本判断，但杨德等(2005)测算结果中，国有商业银行平均技术效率值远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大约一半左右)。另外，四大国有银行内部技术效率最好的不再是工商银行，而是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效率最低的依然是农业银行。
　　这种差异的出现固然有数据期间不一致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应该在指标选取方面。杨德等(2005浐出指标中的“资本收益率”、“净利润”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包含了效率的成分，国有银行综合效率较低，必然会体现在收益率和净利润上。将这些指标作为DEA评价的产出，必然会进一步放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效率方面的差距。事实上，迟国泰等(2006)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上述判断。迟国泰等（2006)可以看作是杨德等（2005)基础上的后续研究。迟国泰等(2006)分别采用不同的指标组合，测算了十四家商业银行2002年的综合效率情况。测算的结果表明，处于前沿面上效率最好的银行以及效率最差银行，在不同指标组合下的排序基本不变，显示出较好的稳健性。但是，仔细对比具体的效率值则可以发现，在产出指标中不包含“资本收益率”的组合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效率值的差距明显小于包含“资本收益率”组合下的差距。当然，迟国泰等(2⑴6)的实证结果依然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普遍较低的结论。
　　迟国泰等(2006)还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了单独的测算和分析，测算过程中使用了两套指标组合。组合一选取“银行人员总数”、“所有者权益”作为投入，“新增存贷款总额”和“资本收益率”为产出;组合二则选取“银行人员总数”和“营业支出”为投入“营业收入”和“不良贷款下降率’为产出。组合一的结果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综合效率最好，均为技术有效，农业银行综合效率最差;组合二的结果与组合一基本相同，只是建设银行不再是技术有效。这些结果与杨德等(2005)的结果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