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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科技政策科学被称为“国家的当务之急”（TheNationalImperative),它由政府高层自上而下发动的，得到科学界的积极响应，成为一项举国行为，在国家层面上由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科学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和参与下发展，为决策服务。无论是从促进研究与决策结合的系统性，还是从多部门、多机构参与的广度来看，科技政策科学在美国都是“独一的”、“第一次”。美国科技政策科学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于2011年设立“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科学研发计划”，思路与美国类似，但规模要小很多7。英国科技政策学者称，科技政策科学的时代已经来临，呼吁政府大力支持科技政策科学的发展。欧盟发布报告，明确要更好地把科技政策的研究应用于指导政策实践。发展科技政策科学受到美欧发达国家科技政策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各国科技政策研究者的共识9。这种趋势表明反映了当今科技和社会发展之下科技政策决策科学化的客观需求，我们应研究这_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动规律，顺应这一趋势，发展中国自己的科技政策科学。
　　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科学政策科学的发展做了初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科技政策科学的路线图、学科基础和STARMETRICS项目的介绍,为了解它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对于其发展的思想、动力、特点和模式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尚未充分把握其发展的精神。本文从美国科技政策科学思想的产生出发，阐述其发展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NSF的科学与创新政策科学计划(SciSIP)的实施，科技政策科学跨机构工作组(ITG)的活动，STARMETRICS项目；在考察科技政策研究历史传统基础上，分析科技政策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特点和模式，提出可供中国的借鉴之处以及中国发展科技政策科学的建议。
　　一、美国科技政策科学思想的产生
　　美国科学政策科学是由国家科技政策需求自上而下而产生的，思想先行。
　　2005年4月21日，美国总统科学顾问、OSTP主任马伯格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第30届科技政策论坛上发表演讲，倡议开展“新的量化的科技政策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希望通过这个领域的研究，把决策建立在更准确的反映科学投入与产出因果关系的科学模型上，而不仅仅依靠人的主张和建议。马伯格指出，在讨论美国R&D预算时，缺乏科学的框架和模型，一些考虑问题的基准也不科学，指标的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关系不大。他认为，科技政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经济学的分支，其有效的实践需要某种量化工作的支持，就像经济政策决策者可以利用的那种包括大量丰富数据的经济计量学模式。他建议：“科技政策的社会科学这个新生的领域需要迅速地成长，为理解推动今天全球性的、以技术为基础之社会发展背后的超复杂的动力提供基础。”
　　随后，在5月20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马伯格的署名文章“需要:更好的基准”作为卷首语发表。文章称：“我们需要包括足够数量的国家的、充足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对具体政策选择的效果做合理的模拟。这不是少量的资助和讨论班就能满足的，而是需要引起专家学术共同体的注意。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转向这些议题，科学政策的有效性将会增加，科学辩护的有效性也会增加。”
　　之后，在2006年5月的亚特兰大科技政策会议、10月的OECD资助的蓝天II夏威夷会议上，马伯格重申，要开展关于科技政策定量的研究，强调模型的重要性。
　　在美国的建议下,OECD全球科学论坛于2006年夏天召开科技政策科学研讨会。马伯格做主旨发言：“发展我们对科学公共投资的理解”。会议讨论的结论建议:从事研究分析模型和指标发展的专家共同体，应该与需要工具帮助决策的政府官员开展更强的接触和互动，强调：政策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会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共同推动科技政策。
　　至此，马伯格关于科技政策科学的思想完整地表达出来：科技政策科学的发展是以需求为导向，为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提供科学依据；科技政策科学是科学，通过数据和模型，为决策提供定量的证据；科技政策科学是在国家层面推动的举国行为，是科学界整体参与的一个领域的科学发展，不仅仅局限在若个项目层面或机构层面；科技政策科学的发展要靠科学界与政策界双方的互动和共同参与，“高质量的交流网络”是其发展的保证；科技政策科学的重点应放在理解科学技术的公共投资方面。随后，美国科技政策科学即按照马伯格的思想和理念指导下发展的。
　　二、美国科技政策科学的启动与展开
　　(―)NSF资助计划一科技与创新政策科学计划（SciS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