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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政策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它包含十分广泛的议题，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对相关的问题做了研究。早在1980年，科学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DianaCrane)就在撰写的评论科技政策研究状况的文章中指出，科技政策研究是一个不同的研究专业群体“诸侯割据”的领域,对于一个研究题目，很难把不同专业的研究汇成一个整体，或者把不同专业的理论和方法整合成—个更为广阔的框架M。其他一些学者。布雷斯·史密斯(BruceL.R.Smith)在谈到美国科技政策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38。时过二三十年，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DanielSarewitz指出的，在科技政策领域工作的研究人员共同体很小，很分散。事实上，并不能真正确定为一个单独的共同体，而是其他独立的群体：创新经济学，科学与公共政策，科学与技术研究。而且，科技政策研究存在碎片化现象，各学科不仅相互不了解，甚至提出相互矛盾的政策建议,使政策形成共识相当困难。这个领域能力需要更好地整合。
　　正如马伯格指出：没有一项单独的研究或单个组织能够产生合理化实施政策的影响。需要建立共同体。发展科技政策科学，需要建设科技政策共同体，目标不是建造一个宏大的统一的科技与创新政策的理论，也不打算建立一个比其他学科高的霸权学科，而是促进不同研究途径而来的研究结果的相容和集聚，在一个共同体内寻求对178科学和创新政策前景和范式更高程度的理解，建造更为多学科交叉的发展路径。共同体的实践首要是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促进新理论、模型、方法和数据的扩散、交流、批评与应用，为其他学科研究人员可以接近和利用理论、方法和数据库提供便利，丰富所有研究人员的研究资本。
　　美国科技政策科学明确把科技政策实践共同体建设作为一个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整合从事科技政策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能力，而且也是有意识地建设这个共同体与联邦政府实践者的桥梁。这与以前研究计划总是集中在为主要研究者提供资金具有明显的不同。
　　(二）美国科技政策科学发展的模式
　　美国科技政策科学的发展是由政府需求促动的，因此其发展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就是它是否能够满足决策者的需要。
　　回想马伯格提出的问题，即科学资源分配问题，是科技政策的一个持久问题，复杂难解。多年来，学术界对科学资源分配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更多的是经验法则，很少是科学指导原则。还没有一个理论，能够预测不同学科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如何按不同的学科分配国家资源。构造这样一个理论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很难说不是面向一个艰难的问题耗费精力。
　　我们看到，马伯格自己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发展科技政策科学，他提出了发展的理念和原则，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交给了科技政策界。科技政策界依靠集体选择，提出了科学资助的任务、重点和方向（《科技和创新政策:计划书》），并绘制出长远的发展路线图，提出了10个科学问题，把科技政策科学的范围定义为涵盖从基础和应用研究，还包括技术发展、证明和部署各个部分。这样，科技政策科学就以一种新的科学形态发展：（1)以科学资源分配这个核心问题,以相关的科学问题为指导，面向建构更有可能的中层理论；（2)发展分为短期和中长期。短期的效应会改进机构现有机构对科学技术创新的管理，长期的效益是改进的理论、模式和数据；（3)即使近期不能很容易地回答这些科学问题，也能产生很多溢出的政策利益,如高水平的政策分析，对现有计划的评估、高质量和数据等。
　　科技决策者提出的紧迫的政策问题，并不一定通过新的研究就能很容易或很快地解决。正如AAAS资深科技政策专家AlbertH.Teich指出的，科技政策研究存在着不可预测性，正像物理学、化学和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决策者必须考虑这个事实，有些研究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效果，有些是充当长期的需求而不是短期的需要。重要的是确保科技政策科学的发展在保证短期和长期政策利益需求的平衡。从长远看，必定影响科学技术决策。
　　马伯格后来写道，如果科技政科学自身能够成功建立为一个确定的领域，成功被认可为学术题目领域，就可能产生出对于政策改进有重要意义的三个资源：（1)普遍的高质量的数据资源，解释性框架；（2)受科技政策方法与议题培训的一支队伍；（3)包括所有科技政策利益相关者的高质量的交流与讨论网络。
　　美国的科技政策科学实施只有几年，评估其实施效果为时过早，但它的意义已经充分显示出来。
　　四、借鉴和建议
　　中国正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2012年7月64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做出重大部署。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出未来经济社会和发展要更加依靠科技和创新，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创新发展上来。为此，需要加强科技政策决策和实施的科学化，发挥科技政策的指导性和协调性作用，这为加强科技政策的研究提出了客观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