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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玛丽·道格拉斯与威尔德韦斯1983年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作者为梳理和拓展这种风险文化的理念提供了工具（J.Alexander1996)。作者所要说明的关键之处是: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因为当今社会已有许许多多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以他们巨大的影响力向世界宣称，实实在在的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确实是增多和加剧了，所以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即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只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对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来说，关键之处并不是这些实实在在的风险，而是这些风险被一些特殊的社团群落所认知，这些社团群落由那些深受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吸引的社会人士所组成。作者认为，这些社团群落中的人士大多数来自社会的边缘，并且说这些社团群落之所以处在社会边缘，主要应归咎于我们的核心制度未能将他们融入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主流。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著的《风险与文化》这部著作是针对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蔓延于学生组织及基层工会组织中的激进主义所作出的一种回应。道格拉斯谴责了激进主义渐渐被温和派人士所接受这一现象，并且推定这种结果是主流社会制度对激进主义的过度容忍所造成的。道格拉斯是从她的“群落”和“网格”这些概念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现象的。在这里，“群落”涉及到一个社会内部和外部之界线的固定性和明确性，而“网格”涉及到一组分类范畴的属性并且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一组分类范畴的特征。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把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能够察觉和认知风险的特殊群体当作有特定含义的社团群落来看待，这些社团群落的信仰或意见与多数人所接受的信仰或意见有相当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社团群落的思想在这里是相当重要的。道格拉斯在她的早期著作中曾以赞扬的口吻谈到了天主教教会里的有关教规和制度，因为这些教规和制度是反对这些社团群落的。后来，她对这些教规制度正在趋向温和而深感悲痛和惋惜，她说，教规制度趋向温和对于中等阶层和上等阶层来说，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天主教徒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那些爱尔兰人来说，其结果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从19世纪中期开始，爱尔兰人就大量向外移民，1841年，爱尔兰有653万人，到1961年只剩下282万人。这些向外迁徙的爱尔兰人将会进入没有秩序、没有规则的国度，并且会深深陷于无组织、无规范之社会的泥沼之中而成为这种混乱无序状态下的牺牲品。值得注意的是，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道格拉斯对规范有序的制度，包括对天主教教会里的有关教规和制度，从感情上体现出一种深切的共鸣和认同，而对没有制度约束的不规范的混乱无序的状态，则从内心深处表示反感与嫌恶。因此，对道格拉斯来说，《风险与文化》回应了?年代末70年代初蔓延在学生组织和基层工会组织中的激进主义，她认为风险文化首先是与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有关。这些社团群落通过他们来自社会边缘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暴力和暴行，迫使我们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如同追求真理一样来察觉和认知这些风险，可是道格拉斯却认为这些人应受到双重的诅咒和谴责:一方面是作为社会边缘的居民，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在本文后面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将回到这个话题继续深入讨论。

　　我认为，在把这些社团群落视为恶魔妖孽而将其妖魔化的道路上，我们可能很容易走得太远，相反，如果从对有关风险社会的激进的批评持积极的理解的态度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要对这些社团群落作出准确诠释的话可能还需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程。从前面对这些社团群落所进行的描述及对其定义所作的专门界定来看，这些社团群落对制度性的产物通常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常常热心于关注社会公共事物。这些社团群落只是一些结构相当松散的组织，甚至在通常意义上还算不上一个组织，他们甚至仅仅是“通过一种有效的非组织的形式而凝聚在一起的一个集合体”（P.McNaughtenandJ.Uny，1998)。我想用道格拉斯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反驳她关于风险文化的论述。风险文化是对风险社会所进行的理性的自省与反思(虽然这些社团群落里的人物常常并不是一些理性主义者）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在制度性的背景下察觉和认知了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并且我们将通过努力工作去识别、去察觉和认知生态环境及其他方面所存在的风险。我们正处在一个努力用诸如环境保护运动、绿色和平运动之类的亚政治运动形式去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风险社会之中。

　　贝克和吉登斯各自对风险社会进行注解和诠释时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想法，那就是要对制度性和规范性的东西给予一个恰当的定位。这一点就与道格拉斯的保守主义大相径庭。贝克和吉登斯都是倡导社会自由的，在他们的著作中，制度性和规范性的东西从其功能和作用上说，既像是一个专家系统，又类似于一个民主论坛。这种功能和作用并不是像道格拉斯所说的是对传统的一再坚持，而是使社会变革处在规范有序和不断进步的良性状态中。贝克和吉登斯所关注的并不是要不要在全社会对激进的思想进行控制，而是怎样用改革和改良的方法对环境方面的风险和其他已经察觉和认知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例如生物技术方面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他们的观点是，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实际上促成了各种风险的大量产生，这些风险包括自然生态方面的风险和其他已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此同时，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制度和规范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继续导致各种风险的形成。他们还认为，由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现代社会还将不断产生出新的更大的风险。贝克和吉登斯提出要对现代社会进行更多的自省与反思，还提出了一整套从结构上来说更为民主化的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应对现代社会进步过程中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和继续产生的新的风险。然而，他们在宣扬自己提出的这些新的制度和规范时都显得非常谦虚，说这些新的制度和规范虽然不太可能出现有害有毒的环境和道德败坏的局面，但是也会产生副作用和负面效应，并且也会导致新的风险。在对贝克和吉登斯的有关风险社会的思想作出最新分析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贝克和吉登斯仍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是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与风险社会相反，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的水平分布的无结构状态，并且是以关注社会公共事物为基础的。那么，是否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风险社会内部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风险文化正在浮现，而且如果从字面意义上作最恰当的解释的话，这种在风险社会内部浮现出的风险文化终究还是属于文化范畴，因为，相比之下，它较少地体现出一种制度与规范或教条与教规的作用和功能，而在更多的方面好像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社团群落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针对这些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我们就难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的许多变革和变迁，很少体现为一种在制度和规范上的重构和重建，而更多地体现为对制度性和规范性结构的反对和否定，这一主导社会发展潮流的运动恰好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正处在从风险社会向风险文化过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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