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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回到前面所提及的话题，以便能够对《风险与文化这部著作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开辟了风险分类学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当然，这不是为了对实实在在的真实的风险进行保险而采用的分类学，相反这仅仅是一种与风险有关的分类学，是关于如何对风险进行察觉和认知的一种分类学。这是一种关于各个不同种类的社会群体如何选择风险的分类学，是一种描述和分析在选择风险时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是怎样与该群体所察党和认知的特殊风险有一种密切的对应关系的分类学。他们通过将各种各样的“风险”进行分类，从而划分出与“风险”或“风险选择’有关的三个最基本的领域。如果对《风险与文化》这部著作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这三个最基本的领域分别是：

　　1.社会政治风险:包括社会结构方面所酝酿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往往起源于社会内部的不正常、不安份、不遵守制度和规范的人物，还包括由于人类暴力和暴行所造成的风险，这种暴力和暴行起源于社会内部犯罪者的犯罪行为以及与社会外部的军事仇敌所进行的战争；

　　2.经济风险:包括对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和由于经济运作失误所酿成的风险等；

　　3.自然风险:包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等。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宣称，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对这第三类风险即自然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却是大大增加了。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都是从文化角度来解读上述三类风险的，因为《风险与文化》这部著作把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如下三种不同的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

　　1.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

　　2.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

　　3.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团群落之边缘文化。

　　对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来说，这些类别中的前两类即等级制度主义者和市场个人主义者构成了社会的主流和中心，而第三类边缘文化中的社团群落则是对社会主流和社会中心构成威胁的社会边缘群体。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集中讨论了第三种文化类型，并且认为正是这第三种文化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

　　我认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或者说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变化，为风险文化成上升趋势构筑了基础。而且，这种情况似乎成为可能，即不确定的和已经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承认的风险相比，还显得更为普遍。我们不能仅仅从第三类风险即自然风险的意义上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了，而且还要从社会结构面临风险的意义上看，从个人主义消涨的意义上看，从国家所面临威胁的意义上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都大大增加了。进一步说，经济风险的潜涌与狂澜构筑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之中，构筑在日益全球化的各式各样的消费方式及类似的时尚与新潮之中。那么，与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的观点相反，我认为，这种风险的增加，不仅仅体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自然风险之中，而且还体现在日益浮现出的更为普遍的不确定因素之中，体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最终消解的过程之中。再进一步说，我不能同意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关于导致风险的不确定因素之来源的说法。假如当代全球市场经济及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和效应处在某种既定状态下，那么，循着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的思路，这种风险意识就不只是由那些相对于社会中心来说漫游于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所引入的。因此，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就不应该一味地诅咒和谴责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不应该诅咒和谴责那些漫游于社会边缘并产生风险意识的人物，不应该诅咒和谴责当代社会秩序中存在于社会边缘的无组织的混乱无序之状态。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的文化主义是与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结构框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好像贝克很少在这个层面上就文化问题展开讨论。从生态环境风险或自然风险在不断增加这个意义上说，特别是从贝克著作中关于风险责任之核心主体的论述这个意义上说，贝克似乎是一个现实主义者(U.Beck,1988)。在贝克的著作中，所讨论的是人们将工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副作用和负面影响酿成危险的责任全盘系统地推卸到广大的社会公众身上，因为后者即广大的社会公众是由无数位单个的人所组成，而每一位单个的人所分担的责任就会微乎其微而微不足道了，像这样将风险责任分散平摊的话，最终必然造成无人为风险负责，也就是说，风险责任主体或缺位或虚位的局面(B.Wynne,1996)。与此相反，按照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的观点，所有风险都首先是由社会造成的。他们认为，需要为风险担当责任的应当是那些不负责任的群体或组织。这就是说，来自各种类型之风险文化中的单个的人，他们都能够确定哪些风险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然后，他们都能够据此推论出:谁是应该为风险负责进而应该受到谴责的人。由此可见，这些来自各种类型之风险文化中的单个的人，他们并不是先从那些他们想要谴责的社会群体开始，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从这些社会群体出发而推论出风险将集中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据此得出结论，风险文化通常并不是从风险本身出发，而是从“谴责”开始的，是从要确定出谴责谁开始的。因此，危险可能是要从“确定出谴责谁”这一层意义上去理解。所以，从对风险与责任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人们并不是根据现实存在的风险去寻找责任主体而是来自各种类型之风险文化中的单个的人必须首先弄清楚应该谴责哪一种风险文化。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等级制度主义文化中人们在通常情况下总是谴责本等级以外的人，总是谴责罪犯和外来人，总认为是这些人带来了风险，这些人应该为风险负责，应该受到谴责。在此，关键问题就是一个信任不信任的问题，如果因为你的先入之见而首先把谁放在一个不信任的位置上，那么你的潜意识中就已经知道了对你来说最突出的风险将是什么。正是从这种对本等级以外的人及陌生人的不信任开始，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将确定出与本等级以外各特定群体有关的一系列风险-战争、犯罪、爱滋病，等等。正如道格拉斯早期著作中所说的，风险通常是一个与某些典型的污染种类有关的问题，一个与“安宁和危险”有关的问题(M.Douglas1996)。这些危险或者说这些典型的污染种类，通常总是被认为来自于本国之外、本州之外和社会等级结构中的本等级之外，这些危险或污染对原先的纯净与安宁构成了挑战和威胁。所以，来自各种类型之风险文化中的单个的人不信任那些带来危险的人或带来某些典型的污染种类的人，如，印度种姓制度里等级最低的人、混血之杂种、无赖汉、流浪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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