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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说的第一种风险文化类型中的人看作是“等级制度主义者”的话，那么就应该把第二种风险文化类型中的人看作是“市场个人主义者”。针对“谁应该为风险负责”即“谴责谁”这一关键性问题，市场个人主义文化的解读和诠释则与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完全不同。对于市场个人主义者来说，最主要的风险是经济风险，即对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和由于经济运作失误所酿成的风险等。关于“谴责谁”这个问题，市场个人主义者一般不会谴责那些本等级以外的人、等级最低的人、外来人和流浪汉等等，但是他们会谴责不遵守市场规则的狡猾奸诈者。市场个人主义者实际上是在谴责那些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单个的个体，而不是某一个等级或集体。也就是说，他们谴责的是对市场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纯净和安宁构成挑战和威胁的风险制造者。而那些工会组织里的工人、无业或失业者、下等阶层的人则是他们的衣食之母、福祉之源。对于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来说，第三种风险文化类型，即倾向于选择自然风险为最大风险的社团群落之边缘文化，比前两种风险文化类型中的任何一种所构成的问题都要多得多，因为看上去作者对前两种风险文化无论如何都给予了比第三种风险文化多得多的理解和容忍，而作者对于社团群落之边缘文化，对于没有制度约束的不规范的混乱无序的状态，则表现出深深的反感和嫌恶，并将那些认同混乱无序之状态的人，纳入到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社团群落之中。我认为，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偏见，无论是制度主义者、市场个人主义者，还是生态主义者，其真正的信仰者都同样有纯洁的思想和愿望。对于来自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来说，他们往往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及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这个角度去理解问题，从而认为军事集团和工业集团的复杂结合所构成的社会中心无疑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在此，与等级制度主义文化一样，不信任对于社团群落之边缘文化中的人来说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塞尔维亚人还像过去那样谴责克罗地亚人是邪恶的混蛋并予以狠狠打击，或者反过来说，克罗地亚人仍一如既往地谴责塞尔维亚人是十恶不赦的坏种而给予严厉惩罚，那么，让我们从风险文化这个角度来对这类事态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在风险文化中，每一个组织集团都在谴责他们不信任的其他集团，并把其他集团中的这些所谓的混蛋和坏种当作未来的风险。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研究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之作用方面对像贝克这样的一批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认为，所有这三种风险文化类型中的人都对风险作出了现实主义者的解读和诠释，但是相比之下，社团群落之边缘文化中的人，即来自社会边缘的众多社团群落，对风险所作的解读和诠释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像贝克这样的一批分析评论者正是受到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的影响，也对来自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给予了比较恰当的定位，并把他们当作现实主义者予以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