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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区别联系于我们说的创伤记忆，那么，创伤记忆显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口头相传的集体记忆，另一种是这种集体创伤记忆的物质符号化，即成为文化记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中国台北的纪念碑，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罪恶馆”以及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纪念活动。纳入了物化的文化记忆和常规的纪念活动。文化创伤的例行化，对于社会生活有最为深远的规范意义。通过让广泛的公众参与经验发生在过去的前人的痛苦，文化创伤扩大了社会同情的范围，提供了通往新社会团结的形式。

　　（下篇）见证文学:作为一种道德担当的创伤记忆书写

　　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大量大屠杀幸存者书写的见证文学。这种文学所见证的是“非常邪恶的统治给人带来的苦难”瑏。从文化记忆的理论看，见证文学即是创伤记忆的一种书写形式,是通过灾难承受者见证自己的可怕经历而对人道灾难进行见证的书写形式。

　　一、见证文学的一般特征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见证文学的特点和意义：

　　首先，见证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历史真相，见证被人道灾难所扭曲的人性，更在于修复灾后的人类世界。如徐贲指出的：“灾难见证承载的是被苦难和死亡所扭曲的人性，而‘后灾难’见证承载的人性则有两种可能的发展，一是继续被孤独和恐惧所封闭，二是打破这种孤独和封闭，并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邪恶的希望和信心。”瑏后者就是法根海姆（E.Fackenheim)所谓的“修复世界”（MendtheWork)。“修复世界”指的是：“在人道灾难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难修复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只要人的生存还需要意义，人类就必须修复这个世界。”瑏这就是见证文学所承载的人道责任。

　　犹太作家威赛尔的《夜》是一部著名的见证文学作品，塞都?弗朗兹（SanduFrunza)的《哲学伦理，宗教和记忆》一文在解读它的时候认为，威赛尔在作品中不仅详细忠实地记录了自己可怕的集中营经历，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他人的世俗责任伦理，起到了重建人际团结和社区融合的作用。瑨威赛尔这样解释自己的写作：“忘记遇难者意味着他们被再次杀害。我们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杀害，但我们要对第二次杀害负责。”对威赛尔而言，自己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义务。正是这种道义和责任担当，意味着见证文学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没有这种自觉，幸存者就无法把个人经验的灾难事件上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灾难，更不可能把创伤记忆的书写视为修复公共世界的道德责任。

　　其次,创伤记忆建构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使创伤宣称的受众扩展至包含“大社会”里的其他非直接承受创伤的公众，让后者能够经验到与直接受害群体的认同。在这方面，西方的见证文学名著、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Levi)的《如果这是一个人》(IfThisIsaMan),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这部见证文学告诉我们：不要把大屠杀当成犹太人特有的灾难，不要把对大屠杀的反思“降格”为专属犹太人的生存问题。这种反思必须提升为对这个人类普遍境遇的反思，从而把避免犹太人悲剧的再发生当成我们必须承担的普遍道义责任。因此，莱维个人的创伤记忆书写就不只具有一种自传的性质，而应视为一种对人类体验的书写。布鲁克(JonathanDruker)强调了这本传记的普遍性特征（genericcharacter),他指出，莱维在书中坚持使用复数形式的第一人称“我们’、“我们的”进行叙事。这种人称一方面是群体受难者通过莱维的写作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语法也使读者积极地投入到对事件的记忆和复述中去。这种对复数人称的使用，被视为一种集体声音和共享体验，它力求获得读者的同情并且打动读者的良知。

　　第三，见证文学是一种寓言式的书写。一直关注创伤记忆问题的徐贲先生曾经把威赛尔的《夜》与存在主义文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和存在主义文学一样,威赛尔的见证文学也可以当做寓言来读，而“寓言所扩充的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意义和境遇”。它同时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如实描写了大屠杀灾难的暴力、恐惧、人性黑暗，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苦难和悲惨，它是对二战期间大屠杀的真实记忆；第二，它是对普遍人性和存在境遇的探索，这一探索揭示了与人的苦难有关的种种原型情景和主题，如死亡、记忆、信仰，等等”

　　二、受害者兼加害者的双重思痛

　　文化创伤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本土的见证文学。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坛也出现了一批以见证、反思“文革”人道灾难为主题和题材的文学，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革”亲历者写的回忆录。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徐晓的《半生为人》、贾植芳的《我的人生档案》等。有学者称之为“思痛文学”瑡。它和幸存者文学、见证文学存在显著的相似性:都是为了保存历史真相，都体现了走出历史灾难的责任意识，都是纪实性的，其书写者都有双重特征：既是一个灾难的承受者，也是灾后的积极自觉的反思者。更加重要的是，见证文学中的见证者和思痛文学中的思痛者还有类似的负疚感甚至负罪感，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作恶。这群作者的特征是：

　　首先，他们是觉醒者。“思痛文学”其实也是“醒悟者文学”。思痛文学一般都要讲述自己觉醒的过程，只有觉醒了的受害者才会觉得自己的那段经历是“痛”，才会讲述和反思这“痛”。不觉醒就不会思，甚至也不会觉得痛。痛和思都是觉醒后的自觉理性意识和行为。巴金说得好:“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没有人愿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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