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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他们都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很多思痛者都谈到了自己肩负的保存历史真相的责任。巴金说：“住了十年‘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能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第三，他们都有强烈的忏悔意识和负疚感、负罪感。思痛文学中很大一部分是表达对自己“文革”时期所犯过失的忏悔和反思。这些作品的书写者常常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灾难的承受者，不同程度上也是别人灾难的制造者，因此他们的见证也是对自己过失的见证。这是特殊意义上的“见证文学”：见证自己的污点言行，以便重获做人的尊严。《炎黄春秋》有一个专栏，叫“忏悔录”，那里的文字都是反省的结果。有一篇文章是马波（老鬼）写的，文章写了“文革”初他偷看同学宋尔仁的日记，并把它交给“组织”这件事。作者坦诚地写道：“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1967年8月5日在武斗中打死了同学的王冀豫,在四十四年后这样告诉自己：“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那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瑧这种忏悔意识和对自己的无情解剖，是思痛文学中最具有道德力量和思想价值的部分。

　　三、精神自辱与检讨书文化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革”时期留下的知识分子的大量污点言行，就是思想检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是“文革”时期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它导致了大量检讨书的产生。

　　郭小川文集中有一集名为《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编者、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在“前言”中写了自己发现父亲这些手稿的时候的感受:这些发现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的感受是复杂的，那么多惊惧的忏悔，那么多执着而无力的辩白，那么多载负着良知重压的违心之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作品”啊，看着它们，我心里一会儿发酸，一会儿发疼，一会儿又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这就是检查种令人进行精神自狀的语言酷刑！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多少没有这样的经历呢……父亲是那样一个真诚、善良的人，他也是有着强烈的内心尊严的！可是一次又一次，一拨又一拨的检查交代，几乎把他的尊严统统埋葬了……面对着这无数张一字一格认真写就的稿纸,再看父亲晚年的照片，我无法想象，这样的“语言酷刑”对一个人精神上的伤害究竟有多深。

　　在如何处理这些“检讨书”的问题上，我们是有过踌躇的。公开披露，似乎有损父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况且这又是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有什么必要再拿出来聒噪今天这一片笙歌呢？可是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这样一种记忆，对生者是有特殊教益的。

　　父亲的这些检讨书，从内容上看有一个从主动辩解，到违心承认，再到自我糟践的过程。为了解脱过关，不得不一步步扭曲并放弃自己的人格立场。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人的精神是怎样在这种“语言酷刑”的拷讯下，一点一点被击垮的。

　　郭小川的检讨书是他的女儿在他去世后为他编的。非常相似的是，徐干生的《复归的素人》中的检讨书、交代材料、日记等，也是他的儿子徐贲在父亲去世后为他编的。郭晓惠所说的“精神自戕’、“语言酷刑”在徐贲的笔下被表述为“诛心的检讨”“诛心”体现了最为反人性的一面，让你自己糟践自己，自己践踏自己的尊严。这就是所谓“精神自戕。”

　　郭晓惠和徐贲都是在高度的责任心驱使下，不怕“玷污”父亲的名声做出了勇敢的选择。这种理性、责任心和勇气值得敬佩。一个人在特殊环境下被迫做了自我贬低、自我侮辱的忏悔、检查、交代，违心地检举揭发了别人，原本是可以得到谅解、甚至值得同情的，我们不能苛责他们。问题是时过境迁之后，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这些不光彩文字？这个既是受害者又是自戕者的人，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作见证行为，即为自己那些丧失尊严的言行作见证，把自己放在自己设立的审判席上，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找回这个尊严的最好方法，或者说是唯一方法，就是真实地暴露自己是如何失去尊严的。

　　如何能够做到这点？什么力量推动一个人在没有他人威逼、甚至没有他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暴露自己的污点言行？是什么力量促使当事人“自爆家丑”，公开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情？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在我看來《复归的素人》要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我相信，徐干生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检讨、交代、揭发检举文字，并不只是出于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和一个不敢面对、不敢公开自己过去之污点言行的那个“我”为伴。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我”，但徐干生自己知道。这就是徐干生了不起的地方:他必须公开这个“我”，从而告别这个“我”！

　　这与编者徐贲给出的解释是吻合的：“我父亲以他的‘文革’日记和检讨参与了对中国社会公共语言的败坏。他在复归为一个素人之后，对此是有自我反省的。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就此改变这种久已被污染的语言，而是因为使用不洁的语言，与他个人的做人原则不符。”徐干生写于“文革”后的《共同语言》一文可以证明徐贲的解释是正确的：“谁都知道，语言或文字，是神圣的，当人类文化发轫时，它几乎是一切成就中最伟大的成就。可是,今天我们却在侮辱它。更坏的是，我们用它来侮辱自己。”瑠可以说，这是作者从对自己“文革”时期的检讨交代语言的分析中得出的深刻结论，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批判和反省。而它所依凭的“做人原则”不是一种外加的行为规范，也不是社会上流行的习俗，而是一种自己设立的、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内在戒律。这种行为只能源自个人的良知。据阿伦特的理解，这良知就是一个人“不能忍受自己和自己不一致”。在《奴性平议》一文中，徐干生这样写道：“要从奴性复归人性，我们已经等不及让社会学家慢慢地来给我们开出奇效的药方。在我们等待药方的时候，不妨自己身体力行，先做起来，做一个能够摆脱奴性的人，以限制这一疾病的蔓延。”瑑在我看来，把用不洁语言书写的悔过书和检讨书公开发表，这个“先做起来”的行为就是向告别奴性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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