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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这部都市爱情小说，描写了来京打拼并逐渐有所成就的陈米松、毛榛青年夫妇的婚姻忽因陈的离家出走而无疾而终，离婚后的毛榛为疗伤先后经历导演庞大固埃和商人汪新荃两个恋人，却始终无法获得真爱而有所顿悟的故事。小说中结婚、离婚、寻偶情感的焦灼与惶恐，极大胆地袒露了女性最幽密的创伤和欲望；并通过女主人公毛榛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和剖白，展现了女性对爱情、婚姻突变后内心的挣扎与迷惘、固守与找寻，从中更为深层地探索女性在两性之间的困境和出路。
　　在小说中的主人公陈毛间破碎婚姻的感情清算中， 徐坤借毛榛的形象质疑了女性所处的现实文化困境。毛榛的背后是千千万万的现代职业女性，她们摆脱了旧有的依附男性的关系，自信自立，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却又面临新矛盾，再次陷入爱情与事业、家庭与事业的泥淖中。
　　当毛榛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维系着她和丈夫陈米松情感的弦却猝不及防地断了——陈悄然离家出走，留下一封诀别信：“我走了，这十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十年……但理智告诉我，我们不会是完美的婚姻——我必须得走了，如果再在你面前强取欢颜，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
　　其实陈萌生这个想法已有半年之久，但毛榛对此一无所知，在她心里他们俩夫妻是一起来北京创业，结婚十年相亲相爱的好夫妻。所以陈离家出走的“事件”，把毛榛一下打懵了。深究文本，陈出走是由于“为了这部书把自己都熬干了、榨干了、急躁干了、焦虑干了。以至于他最后连家也不要了， 什么也不要了；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急于挣脱出这一崩溃的境地，从而选择逃离婚姻，逃离原先的一切，去喘口气。如果毛榛能够在当时给予他安慰鼓励，可能他们不会到这一步。但毛榛却忙于自己的事情没顾忌到丈夫，酿成了悲剧。
　　而陈唯一的离婚理由是他的鞋子理论——“婚姻就像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趾头知道”。这无疑又给毛榛的心头插上了一刀。她心心念念的爱人，只不过把她当成了鞋子，他觉得不合适了，她就被他抛弃了。可见当代精英男性的陈的婚恋观还是数千年男权中心文化对待女性的态度——妻子是男人的“家里的”，是给男人睡觉用的，是取悦男人的“玩偶”，不好即换或丢。从疯狂的恋爱到无比美妙的婚姻，只是毛榛的一相情愿。更为痛苦的事，面对被抛弃的结局，毛榛无丝毫反抗的余地，她被通论文发表知夫妻两人感情破灭，承担丈夫出走，在现实的压力下被动的离了婚，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即便事业有成，但在感情的打击下，毛榛依旧被伤的体无完肤，甚至想轻生。
　　同时从毛榛和陈米松从相恋到结婚的日常琐事中，我们也感受到男权社会的强悍与冷酷，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抑和失声。毛榛和陈米松在北京旅游时，“陈米松是绝对的权威。对他的任何动议，毛榛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很乖顺地吧嗒嗒跟在后边”。婚后，住在陈米松单位的筒子楼里，毛榛便“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一起住了很多年，大家就知道她叫“陈米松他媳妇”、“陈米松他爱人”，其他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虽然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但这个社会仍以男权为主导，在这里，女人处于失语状态，她们连名字也没有。她们只是男人的私有物和附属品。
　　在毛榛离婚后找的情人庞大固埃那里，也是如出一辙。庞大固埃带毛榛出去玩，他不介绍，他的朋友也不问，对他身后跟出个不认识的女人一点也不好奇。在他们的眼里，“女人？小意思，一般般啦！”。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由男人定的，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而在毛榛她以为爱情再次降临，准备嫁给庞大固埃时，但却发现庞大固埃只是在和她做游戏，做无比快乐的性爱游戏，男权社会的又一规则，沉溺于性感官刺激，把女性当成性爱玩具来消费。而商人汪新荃却是个空有物质的无爱者，他爱的是他自己。
　　从中可见，女性虽经历了百年涅槃，摆脱旧有的依附关系，但在艰难地为事业拼搏的同时，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欲望和需求往往受到压抑。她们既要做自立的现代女性，又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为传统男权思想所左右的社会环境里，这种“错位”势必使她们在自我价值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的同时，又感觉到更深的苦闷。
　　在这一场感情的清算中，作者除质疑女性所处的现实文化困境外，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比如在小说中陈米松和毛榛婚姻的破灭，徐坤以一种宽容大度的态度分析了这段破碎婚姻中男女双方的过错，勇敢承担起了属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地将过错推给对方，这使其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相区别。同时以毛榛身心撕裂的经验和痛楚、以一种“女性之思”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女性意识并以此来审视两性关系：“一间自己的屋子，根本不能提供给人以快乐， 需要屋下有相爱的人才得以快乐；我是我自己的，也不快乐，简直活不下去，人不能光为自己活，那样的话，早晚有一天要活空了，活疯了。她总得想着要为别人活，才能有点活头，否则，可就没命了。”
　　男女两性作为社会的主体构成是缺一不可的，但由于现代文明的进步、现代意识的明晰，每一主体都要求更多的独立意识与精神空间，加之男性与女性生理心理结构的天然不同，在各自的意识与空间建构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生碰撞和冲突，而最关键的是如何解决这种冲撞。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对立的姿态来夺得女性应有的权益，在取得一定作用的同时，其负面性也愈发明显，其实质上割裂了男女两性作为“社会人”的整体性和共通性，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更为沉重的代价。小说中陈毛都市婚姻的破碎就是例证，小说提出了疑问——“吃不缺，穿不缺， 性生活上也不缺，人们有什么必要非要结婚呢”、“我们的爱情哪里去了”，实际上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男女两性无法对话的悲哀。
　　如果说从“女人”到“女性”，是对数千年来受男权压抑、欺侮女人的解救，而今的从“女性”到“女人”，则是当今女性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的自我升华，是把女人从那种怒目而视、充满侵略性扩张性与防卫性姿态的复仇女神形象，还原为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生活形象，还原为她的本来面目，以新的面貌对待两性关系，进而达成两性的和谐。这也是毛榛在经历了和陈米松和婚姻的破碎，和庞大固埃、汪新荃感情的破裂后得到的感悟，意识到之前在双方的交往中，彼此都是病态的，最后毛榛抛弃了用病人来救治病人的方法，以崭新的面貌，于期待中“耐心等待一个健康的人来救治帮助自己”。这是作者洞彻了“我们都是有病的人”之后， 从内心深处生发的对和谐两性关系的期待。
　　【参考文献】
　　[1] 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2] 钱民辉，田玉荣.中国女性行为的文化释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韩春燕.徐坤长篇新作《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的悲剧意蕴[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3（8）.
　　[4] 王红旗.呼唤爱情的绝响——徐坤“爱情祭坛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解读（之一）[J].学林漫录，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