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01-16 10:10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武冬艳 点击次数:
摘 要:从语言的“身、心”属性出发,探讨了语言与心智、大脑之间的关系,包括语言与环境、意识之间的关系。本文强调语言的先天生理机能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语言生成的重要性,并指出语言的无意识操作是大脑各器官的协调运作和彼此兼容的结果。
关键词:心智 环境 意识 认知科学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过多地考虑了语言的交际功能,而疏忽了语言与心智活动之间的关系。乔姆斯基在2005年发表的《语言设计的三个要素》(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中提到“人类智力”(human intellectual capacity)的发展和语言器官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智力的发展是推动语言出现和进化的首要因素。“语言是心智的镜子,是心智的重要外在表征”(徐盛桓,2010:31)。本文就语言与大脑、心智问题展开讨论,探讨人脑当中的语言机制,即语言与环境、意识之间的关系。
一、语言的属性之争
17世纪机械论哲学认为世界是能工巧匠制造出来的机器,物体是通过直接接触而产生作用的,但是笛卡尔认为语言的使用是机械论无法解释的,他提出“心灵”和“物体”是两个分开的实体,其本质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相反的,物体的腐朽并不意味着心灵的消亡。后人把他的这种思想称为“二元论”,即本质是思想的精神实体。笛卡尔认为人和动物之间有一个质的区别,那就是“语言”。笛卡尔的二元思想遭到了唯物主义的批判,唯物论者认为没有超出和高于一般物理科学中能认明的、或常识认定的物理实体的心灵状态(乔姆斯基,2006:202)。但是唯物论并不能清晰地解释“身、心”问题,笛卡尔的二元论和唯物论都无法陈述语言和心智问题。塞尔在其著作《心灵的再发现》中阐述了二元论与唯物论对非物质力量解释的不足之处,并指出“我们的世界观的基本想法是,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像其他有机体一样,都是生物种类的一部分”(塞尔,2005:78)。按照同样的逻辑,语言问题既具有生物属性,但又不像人的肢体一样具有完全生理性征,语言还具有非生物属性,人们需要更好的理论来解释“身、心”问题。
随着对精神等非物质的存在的进一步认识,人们发现感觉、知觉或思维等非物质力量具有某种有组织的物质系统的特性,所谓的“心灵的”特征是像大脑一样的有机结构的结果。正如人们相信声音是空气的某种震动的结果一样,人们也有理由相信感觉和思维的力量是某一特定组织的必然结果。确切的说,人类思维是神经系统,或者说是大脑的特征(乔姆斯基,2006:207)。生物学家克里克在著作《惊人的假说》中说“你,你的喜悦、悲伤、记忆和抱负,你的本体感觉和自由意志,实际上都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以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你不过是一大群神经元而已。”(克里克,2007:3)与其说人在思考,其实是人的大脑在思考,更进一步说是大脑提供了思维的机制。思维和语言是有组织的物质(主要是大脑),“心智的现象完全是自然现象,是由大脑的神经生理活动引起的,人类心智的能力实际上是人类大脑的能力。”(乔姆斯基,2006:209~210)
乔姆斯基认为人类的语言功能是一个“物种属性”(乔姆斯基,2006:269),一些鸟类的发声器官和听力能力很发达,甚至表现出学习声音的能力,但鸟类的交流与人类语言相比仅限于形式,在功能上局限于通讯功能。动物缺乏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因而只能使用非常有限的符号来交流信息,人类语言属于人类特有的生物能力,建立在人类这一物种的基本自然属性之上,具有无限的离散性。而这种属性是人类所独有的,就像人与生俱来就有的数学逻辑能力,并不是单纯靠学习去掌握的自然属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机能可以被看做是类似视觉系统或者循环系统一样的某种“语言器官”,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语言器官同其他器官一样是遗传基因的反映。Pinker在《语言本能》一书中指出,就像蜘蛛知道如何结网一样,人类的语言就是一种本能。他认为语言的复杂性是人类天生能力的一部分,是设计精良的自然产物。语言跟直立行走一样不是文化的产物,也不是使用抽象符号的外显表现。语言是人类最显著、最独特的一项能力,对于语言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在人类的范畴中。人类语言的结构规则根植于大脑,它不是人类智能的顶峰,而是一种生物本能。(Pinker,1994:24)
语言不是看到的“身”也不是二元论的“心”, “语言是在人的心里……表征不在眼前的事物的一种手段……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将我们从感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euber,1967:209)当代的心智哲学研究的方向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身、心”问题,还包括对心智活动中的意识、 知觉、意向性、思维的本质等问题的新探索,塞尔将这些问题归结为12个问题(徐盛桓,2010:30)。认知科学的发展将会为语言与心智研究开拓广阔的视野。
二、语言的生物属性
长期以来,许多语言学家首先考虑到的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把语言的生成纯粹看作是环境对人的刺激。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在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中提出人生来就像一张白纸,心里一干二净,一切观念通过经验(感觉和反省)描绘到这张白纸上(Locke, 2000:123~138)。这种经验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正确的科学思想。然而经验论者忽视了生物的基本特性,即生物的胚胎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人生来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像张写满了各种复杂符号的地图,这张地图上的图形是在不断变化长大的。当精子和卵子相遇成为受精卵的那时起,基因序列就基本形成,个体的体型、性格和喜好等各种形状就都已经写好了,只不过在后天环境中逐渐发展成熟而已。比如蝌蚪的外形虽然和青蛙相差很大,但是最终它会缩小尾巴,进行翻天覆地的呼吸功能的改变,由水生动物变成两栖动物,由腮呼吸变成依靠肺和皮肤呼吸,最终长成一只青蛙。人的成长过程大致也是如此,人的胚胎在成长初期像鱼的形状,有腮和尾巴,之后随着胚胎的成长这些部分逐渐退化,这种现象反映出人类进化的原始痕迹。狐猴是一种灵长类动物,成年人很难辨识出每只狐猴的长相,即使是长期和它们打交道的动物学家也很难做到。一项科学实验是对6个月以下的儿童和9个月以上的儿童测试他们能否能辨认出狐猴的长相,实验显示6个月以下的儿童能够辨认出每只狐猴面部的不同,而年长的儿童却无法识别。这项实验表明人类为了适应某种环境,将自然地舍弃一些天赋能力,这也是在自然选择中逐渐适应的一种表现。由于人类在生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大多是人,为了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和学习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技巧,因而其必须要进行自然选择。适应在生物及其环境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用来解释印度狼孩为何无法学会说话的原因。早期在狼群中的生活经历使得狼孩的智力发展为倾向狼的一些能力,而人类的一些天生能力则自然退化了,由此可以看出,先天的生理结构和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人类成长过程中心智建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器官是和其他器官一样在环境的作用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基因决定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每一种语言是初始状态和获得经验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语言的初始状态是整个种群所共有的,语言的初始状态可以看成是一种“语言获得机制”,“输入”经验,“输出”语言,语言的“输出”表现心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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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习得过程受到环境的影响,但绝对不是仅靠教育而产生的结果。像器官的生长一样,语言的发展进程是由其初始状态事先决定的。皮亚杰指出语言的发展和智力的发展一样,都具有阶段的连续性特征,这种发展路径体现出神经机制成熟过程中内源因素的发展,同时体现出自动调节机制在环境和个体逐渐成熟之间的相互作用。儿童心智的发展与成熟和机体的生长一样有其节奏与“定径”,即使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加速临界期(皮亚杰,1989:19)。研究语言时需充分考虑语言的自然属性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因素。
语言与心智、环境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语言可以被看作连接心智和环境的路径。环境包括人体外环境即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人体内环境指的是个体所能意识到的环境(即意识到的思维)和无意识的环境(即无意识思维)。语言可以将心理活动输出到环境中,同时也可以从环境中获取材料。乔姆斯基认为大脑的语言器官中有个“词库”(lexicon)(科学已证实大脑中有专司语言的部分)(埃克尔斯,2005:92~99)和一个“推导程序”(derivational procedure)。推导程序从词库里选择所需的词,推导出句子“结构描写式”(structural description),最后由大脑中其他“应用系统”(performance systems)进行合成具有音义结合的语言。乔姆斯基把大脑中的语言称为“内在化语言”(Internalized language), 而人们听到的语言称为“外表化语言”(Externalized language)。“I-语言”属于大脑的无意识操作,不少学者认为并非大脑的全部活动都是有意识的。思维可以分为大脑的“计算思维”(不需要语言参与)和“现象学思维”(意识到的思维)。(武冬艳,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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